同志们、朋友们：
现在是XX年除夕夜，出席在台北召开的"中华文明21世纪新意义"研讨会后，刚回到北京家中。我在提交给研讨会的论文的结尾中写道："如果套用李凯尔特的理论，萨顿与萨顿之前的科学史家们所研究的题材，一般来说是个体化的知识(如牛顿的光学手稿与伽利略的力学实验)，并由价值观(如科学进步论)所主导;与此相反，把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进行分析的当代科学史家们，其关注的焦点则是一般性的和规律性的结果，并不受价值观所左右";"这样的知识系统，是最接近沟通两种文化这一目标的了。如果说萨顿未能在其科学史实践中真正实现其新人文主义纲领，那么在21世纪，通过科学史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将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纲领，其前景仍在云雾山中，需要我们这些科技史的实践者不断地探索，以寻求实现它的可操作的手段。本所将学科建设的三大重点方向定为科技史、科技战略和科学文化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凝练科技目标、建设科研队伍和完善体制机制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全面展开，在香港成功召开第九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在墨西哥获得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的主办权，成立中德马普科学史伙伴小组，举办首届竺可桢科学史讲席，面向社会举办科普活动周，在研究生院教学委员会指导下编成科技史课程设置方案，确定研究所的标识和所训，改造东小院和东配殿等处学术环境，胜利完成《龙腾》计划，终结财政赤字，改造后的网站以全新面目出现……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我们这个集体共同奋斗的结果。借此机会我代表所务会向全所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那些曾对研究所发展作出过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表示慰问。
经过全所同志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序列的门坎，XX年的重头任务是：争取以所建制进入试点序列。但是我们也应牢记，进入"创新"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提升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把研究所建设成国家科学思想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国家水平的科学技术史与科技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世界知名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机构。
应该承认，我们离此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具体来讲，我们还需要认真考虑：在世界经济政治秩序重新组合的形势下，如何利用国内相对稳定的条件和举办国际科学史大会的契机，大幅度地提升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水平?如何推进"知识创新"工程重点项目并借此促进学科重点和研究范式的转变?如何动员更多的力量，开拓新的重大课题并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在科技战略与科学文化方面，如何利用我们的学术积累使之发挥最大的社会显示度?在研究室建制取消后，如何发挥研究员岗位的核心作用，体现各级部门与个人的责、权、利?在管理工作中如何兼顾绩效优先和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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