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该在希望中栖居。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站到施恶者一边去想集中营能做些什么呢？我认为人应该思考的是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逆境要做什么。或许，这才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给予观众的最大收获。“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一个热爱自由与幸福的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当做远大前程的人，应该始终如一地有一种“关不住”的精神，为那自由的春色，在人生的逆境之中，勇敢地“红杏出墙”，关心自我实现，追逐自己的命运。勇敢的人，应当对罪恶视而不见。
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有一种出墙者是“坚定的逃跑者”。
“坚定不移的逃跑者！”索尔仁尼琴写道，“这是指那些坚信人不能住在笼子里的人，而且对这个信念一分钟也未曾动摇过的人。这种人，不管让他去当个有吃有喝的监狱杂役，把他放在会计科或文教科，还是安排在面包房干活，他都始终想着逃跑。这是那些从被关起来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梦寐以求逃跑的人。这是铁了心决不妥协的人，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服从于逃跑计划的人。这样的人在集中营里没有一天是随随便便度过的，不管哪一天，他要么是在准备逃跑，要么正在逃跑，或者就是被抓住了，被打得半死躺在劳改营监狱里。”
真正的逃跑者永远在路上，而且永不绝望。
论及永不绝望，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的一个实验。
在这个著名的实验中，塞里格曼先生把狗分为两组，一组为实验组，一组为对照组。
第一程序：实验者把实验组的狗放进一个笼子里，在这个笼子，狗将无处可逃。笼子里面有电击装置，给狗施加电击，电击的强度能够引起狗的痛苦，但不会伤害狗的身体。实验者发现，狗在一开始被电击时，拼命挣扎，想逃出笼子，但经过再三的努力，发觉无能为力，便基本上放弃挣扎了。
第二程序：实验员把这只狗放进另一个笼子，该笼子由两部分构成，中间用隔板隔开，隔板的高度是狗可以轻易跳过去的。隔板的一边有电击，另一边没有电击。当把经过前面实验的狗放进这个笼子时，实验者发现，除了短暂的惊恐外，实验狗一直卧在地上，接受电击的痛苦，在这个原本容易逃脱的环境中，实验狗连试一下的意愿都没有了。
然而，有趣的是，当实验员将对照组中的狗，即那些没有经过第一个程序实验的狗直接放进后一个笼子里，却发现它们都能逃脱电击之苦，轻而易举地从有电击的一侧跳到没有电击的另一侧。
塞里格曼将这种绝望称为“习得性无助”。由此可知，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绝望，不过是一种积习，它更多来自过去，而不是明天，甚至也不是现在；它只缘于我们疲惫的内心，而非完全因为环境。所以，乐观的人会说“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人”；郝思嘉会说“毕竟，明天是一个崭新的日子”。
盘旋在肖申克监狱上空的《费加罗的婚礼》乐曲，犹如沾在飞鸟羽毛上的光辉，它之所以让我们感动不已，因为那一刻我们相信，即使身处狱中，囚徒仍可以积极生活，就像《美丽人生》里跟孩子做游戏的意大利父亲基多一样。自由，何等惊心动魄！而希望，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来说又是何等重要，它让囚徒可以随时随地抵抗阿伦特笔下的“庸常的邪恶”，让他们不被绝望体制化，不像实验狗一样趴在地上，在遭受数次挫折之后，从此懒得动弹，任凭电击。对于安迪来说，肖申克监狱只是他生命中的一站，只有自己才是生活的主人。即使像基多那样不幸身死，我们又有什么可悲叹的呢？他积极生活，是集中营里真正的主人。
唯有自由思想，才能使我们不必依仗权势。
马斯洛在《洞察未来》中写道，就算是面对死亡，每个人仍然拥有自由意志。“精神病学家布兰特？贝特海姆和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回忆录都证实，即使在纳粹集中营里，一个人仍然可以很好地做自己的事情，或者即便过得非常糟糕，一个人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或者完全相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个人仍然可以有发挥最大能力或根本不能发挥能力两种状态。即使处在死亡的边缘，一个人仍然可以成为积极主动的人，或者是软弱无助、牢骚满腹的小卒。”马斯洛将幸福区别于浅薄的享乐主义。在他看来，痛苦同样是快乐的源泉，因为在我们经受的痛苦里面，同样凝聚着我们全部的人格力量。由此出发，我们说，幸福不过是一个人完善自我、保持心性自由与精神独立时的额外所得。
所以我想对那些正在努力或试图改变自己或时代命运的人说，不要在意周遭对你做了什么，关键是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想的更多的应该是自己做什么，而不是逆境对你做什么。换句话说，当我们操心积极生活多于操心那不如意的环境，也许才更有意义呢！
好了，我现在来回答我前面提给大家的问题--“集中营是用来做什么的？”不瞒诸位，我早先有个答案--“集中营是用来逃跑的”。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说“集中营是用来摧毁的”“用来挖地道的”，或像《美丽人生》一样，是“用来做游戏的”。其实，这些答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谈到集中营有什么用处时，要和那些渴望自由、积极生活的人站在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