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冬至，就是数九寒冬了。天气也是一天冷过一天的。可是，各种事情倒是一天忙过一天，因为年底了，辞旧迎新的事儿是等不得也拖不得的。
昨天，江苏电视台的一位记者约我去茶社谈一件合作的事，我看看没有什么紧急的事就答应了。到了茶社才发现，里面人满为患。有高谈阔论的，有用“笔记本”上网的，有窃窃私语的，有下棋打牌的，还有吃饭喝茶的。茶社俨然成了一个小社会。我坐在那儿脑子忽然就走了神。想起了，儿时在元旦、春节最喜欢呆的地方也是这样的所在。只不过它不叫茶社而叫茶馆。
那时的茶馆，没有今天的茶社装潢得这样考究，也没有空调。简陋的大开间场地，放了十来张八仙桌。每张八仙桌四周各放了一条木长凳。场地中间升了一个烧煤的大铁炉子，一根长长的烟筒管从窗口伸出去，茶馆里一样温暖如春。
那时，喝茶用的器具也没有今天的高档，有泥陶的大海碗，有带把儿的茶杯，有小瓷壶儿，也有搪瓷缸儿。那时，去茶馆喝茶的人不一定有钱。三分钱就可以来一碗茶水，五分钱就可以用有茶叶的带把儿的茶杯喝茶，一毛钱就可以享受小瓷壶的待遇了。
那时，去茶馆的人喝茶是点缀，听书是主旨。茶馆里说书的人不常换。一个五十上下的先生穿着一件长衫，坐在座东面西的一张长条桌后面，左手拿着一把折扇，右手边放着一块惊堂木，用一口扬州话将各种故事娓娓道来。说到关键处，他右手将惊堂木重重打下，我们这些蹭书听的孩子们心里就会一惊，生怕被发现。
由于那时我的年岁小，说书先生姓啥根本就不知道。《说岳全传》、《水浒传》、《瓦岗英雄传》、《七侠五义》等等，都是说书先生的拿手好“书”。当然，坐在下面听的的茶客也都图个热闹，根本就没有人去关心他说得对还是不对，是按原书去说还是胡编乱造。每当说书先生惊堂木一敲、悬念往那儿一挂、将众人的胃口吊得高高的时候，就会有跑堂的端个茶盘来收水钱（就是听书的费用）。三分两分，五分一毛皆可。听众正眼巴巴地“欲知后事”呢，能不“慷慨解囊”嘛。
有趣的是，茶馆后堂有一排煤球炉子，上面烧着清一色的'泛着古铜色的水壶。这些水壶聚在一起十分热闹，不是这只壶盖儿上下跳舞了，就是那只水壶热气儿直冒了。一个伙计就手忙脚乱地对付这些壶和搓揉热毛巾把子，不知什么原因，他嘴里总是骂骂咧咧的。茶客们不时地要伙计去续水，有时也会要一个热毛巾把子擦擦头啊脸的。那时候也没个“艾滋”、“性病”什么的，毛巾从来都是混用的，从没有人计较。
说书先生不说书时有个嗜好是和茶馆的老板（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下象棋。每次下到得意的时分，说书先生就会哼上几句扬州小调，气得老板胡子一翘一翘的。那时的我，对象棋已经略懂一二。每次见到老爷爷气得翘胡子，我就会在一旁帮老爷爷参谋几招。老爷爷起初是看不起我这个小毛孩子，故意不采纳我的意见，让我很郁闷。不过，很快老爷爷就发现我是一个好参谋，每次下棋都会主动找我去当参谋。这样一来，我成了老爷爷和说书先生的“老朋友”了，也就不需要像别的孩子那样蹭书听。偶尔老爷爷还会给我尝尝他的甜点心，令其他小朋友整一个“羡慕嫉妒恨”！
而现在坐在温暖舒适的茶社里，喝着所谓极品的“铁观音”，仍然觉得缺了点儿什么。细细想来，也许缺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一份亲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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