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告别优美文章
《鲁迅：最后的告别》
1936年10月22日，郁达夫在纪念鲁迅的文章中说到鲁迅的葬礼，他说：“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可以说，弄清鲁迅去世及下葬的四日里的事实绝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
最近，看过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的孔海珠的《鲁迅：最后的告别》一书，正为我们呈现，或者说努力还原出七十五年前鲁迅葬礼的现场。1936年，鲁迅病危及去世后发生的一切——病重、病危、病逝、发丧、奔丧、治丧、祭灵、守灵，启灵、送葬、下葬、葬后——都如同胶片一样一帧帧地展映在眼前。这其间人们的震惊、悲哀、沉默、郁闷、迷茫、无助，以至失魂落魄也都活跃在我们的眼前。
在这本书中，回忆性材料、珍藏的图像、亲历者的采访共同参与了当年鲁迅葬礼的现场呈现。回忆性的文字材料是必不可少的，幸运的是，各类报刊杂志上刊载的回忆性文字可谓满谷满坑，然而，要知道，材料的丰富，并不等于事实的清晰，也不等于现场的再现，作者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搜罗、剪裁、考订、布局和著述。对此，我们不必详论。
然而，作者不光依赖我们一般人必须依赖的庞杂的回忆文字，她还祭出了家中珍藏的鲁迅葬礼图册这一“秘密武器”。作者的父亲孔另境担任当年鲁迅葬仪的“干事”，他珍藏有一本“鲁迅葬仪照相册”，其中收录了鲁迅丧仪全过程的珍贵照相。这些珍藏的照片一方面为我们澄清了诸多事实。另一方面为我们直观地、形象地展示了鲁迅葬仪的情形。
这些照片有助于澄清事实。这里且举一例。10月22日下午，在启灵祭后，青年作家们要将鲁迅的'灵柩抬出礼堂，然而，这精心安排的抬棺人究竟是谁？共有几个？位置如何排列？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在这时，作者说，“有一个绝对准确的名单，那就是现场照片”，作为史料的照片价值立显。从照片上看，抬棺者共十二人，左六右六，前后各一外籍办事员引导、协助。可是这些人到底是谁，位置如何，还需辨认，幸作者在文化界人脉广泛，交往深厚，遂分别请靳以的女儿南南指认，周文女儿周七康指认，曹白指认，黄源指认，尤其是黄源的指认很重要，黄源个小，排在巴金、胡风之间，倘非他亲自指认，外人很难认出。正是得益于图片和采访，作者考出鲁迅丧仪中十二位抬棺青年作家的位置和名字。
这些照片有助于呈现现场。正是有了这些照片，寓所的接灵、灵堂的布置、群众的吊唁、送葬的队伍和墓地的演说……都能直观形象地为我们所感知。试想，如果没有灵堂的内景照片，只用诸如有五角红星的轭形鲜花拱门、花圈、挽联、遗照、稿本……这样的笔墨和口舌，我们大概未必能对灵堂的布置有所印象，然而，只要一张照片在手，就能一目了然，“一切都在不言中”，这便是图像的力量。正是凭借这一张张雪藏了将尽七十余年的珍贵图像，我们才能身临其境，感受那份悲伤、庄严、肃穆和哀荣。
除过文字、图像之外，作者还利用了她那得天独厚的文化人脉，对当年参加鲁迅葬仪的诸多当事人（诸如贾植芳、夏征农、周海婴、陈鲤庭、曹白、孟波等）进行采访。作者的父亲孔另境先生当年就担任鲁迅葬仪的“干事”，本身就是鲁迅葬仪的重要亲历者，我们甚至会疑问，倘没有鲁迅与孔另境当年的交往，没有孔另境在鲁迅葬礼上的参与，今天孔另境的女儿还会有写一本专论鲁迅葬礼的书吗？
通过对当事人的采访，作者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新鲜的史料。比如，2001年，黄源对作者讲了如何用汽车将本没通知的萧军带去奔丧的情形。2003年，周黎庵告诉作者他通知唐弢鲁迅逝世时的情形。2004年，孟波对作者讲了当时创作挽歌和印制歌谱传单的情况。2004年，曹白告诉作者他曾在10月20日写过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正是这些深切的回忆、珍藏的照片、珍贵的采访，为我们呈现出了鲁迅逝世以至下葬这揪心的四天（10月19日—22日）里一张张悲凄的面容，一幅幅动人的画面，一幕幕永远的镜头。
曾担任鲁迅葬仪“干事”的孔另境先生，在家保存着的鲁迅先生亲自设计的书橱里，珍藏着一册鲁迅葬仪全过程相册，今天，当年“干事”的长女孔海珠，据此图册，写出一本聚焦鲁迅丧仪全过程的著作，这其中的“鲁迅缘”可谓是既巧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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