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因为一本书才去徽州的。
书中并未过多地记述山川景色，倒是写了不少风物民俗、文人逸事。我读到胡雪岩从农家子弟变为红顶商人；堂樾的鲍氏父子争死，感化强盗。我读到户部尚书胡富一生两袖清风，无钱建桥；程大位二十年写就《算法统宗》。或许是徽商远走他乡、信义为先的背影，又或者是贞洁烈女的操守与信念，再或者只为山青水秀灰瓦白墙间的一捧清茶，我向往着人杰地灵的徽州。直到，走进她的山水之间。
初到宏村，便住进了民居中。两层的徽式小楼，小院不大，但花木繁茂，布置整洁。几套竹制桌椅随意摆放，屋檐下挂着旧式的煤油灯和纺锤。母亲在房间里洗衣服，门外偶尔有小贩的叫卖声。我推开镂空的窗户，看窗框上的雕花，看屋檐上挂着的鸟笼，看远处起起伏伏的灰色屋顶，看湛蓝的天空中游动的云，看夏日午后的阳光一点一点斑驳了树木的影子。在这一刻，时间是凝固的，我只觉得悠然自得，岁月静好。
然而倘若走到所谓的“景点”附近，就会发现宏村的另一种风格。窄窄的小巷，石板路旁流过潺潺小溪，过不了多久就有一队旅行团浩浩荡荡、匆匆忙忙地挤过身旁。导游的扩音器发出令人烦躁的声音，空气中氤氲着人的汗水和黄山烧饼还有鸭腿的味道。之前在窗边看到的那些古色古香的屋檐下面，倘若不是开了一家餐馆或旅店，就一定在卖歙砚、根雕、茶叶或者徽州毛豆腐。深夜，南湖畔灯火通明，过多的喧闹似乎打破了这里应有的宁静，天上的星星无奈地眨着眼睛。杨柳轻飏，浑浊的湖水里是周围饭店重叠的倒影。浓重的商业气息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北京的南锣鼓巷。
竖日，我们包车前往西递。路上，司机极其熟练而热情地向我们介绍附近的景点，起初令人有些不解，待到他向我们推荐西递客栈的时候，竟也释然了。
若把宏村比作小家碧玉，那么西递可谓大家闺秀了。村中的建筑比宏村的高出许多，高大的八字门楼和长了绿苔的石兽，自有一种时间的威严。坚实的白墙被雨水冲刷出深深浅浅的印痕。村口的走马楼旁，富商胡贯三似乎还在和曹振镛寒暄着；胡文光牌坊前，一群写生的学生打破了历史的寂静。一不小心，便可能闯入一位朝廷重臣的私邸，再走几步，又进了另一徽商的绣房。
有时候我不免有些错愕，这里似乎有一种穿越时间的力量。古老与现代的风格交相辉映，打破历史的宿命，形成怪异的平衡。堂上精致的琉璃灯已失去昔日的光彩，取而代之的电灯泡发出耀眼的白光；木雕和画像静静地躺在天井旁，任早已停止的摆钟寂寞地落上灰尘。厢房的木门吱吱呀呀地开了，一个老爷爷抓着一份报纸去寻他的老花镜，狭窄的小屋里竟铺着白色瓷砖，角落里甚至还有一台旧式冰箱。
在村中漫步，发现这里老年人居多，再有就是搞旅游业的人家。格局和形制比宏村大得多，真有一种“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况味。印象最深的是街角的一幢房子，门槛很高，天井下摆着一张旧木桌，上面放着些明信片、小挂件之类的东西，我问坐在左边摇椅上的老爷爷，其中的一本小书多少钱，他瞥了我一眼，干巴巴地说：“那不是我的东西。”我很吃惊，四处张望着。不多时，右边厢房的门开了，走出了另一位老爷爷，用徽腔问我：“你买什么？”我局促地向左边望去，刚才的那位已然回屋去了。这才终于明白，这座陈旧的堂院被胡氏后人一分为二，而自己却无意间触动了其中泾渭分明那条隐形的界线。忙从中撤了出来，心中怅怅然。
走在光滑的石板路上，看夕阳一点点把马头墙的影子拉长，看人家的灯火一点点地把黑夜点亮，只觉得此地与心目中的徽州风格大相径庭。走回住处“仰高堂”，在古老的客厅中吃过晚饭，左拐右拐到了房间。睡梦中仿佛看见厅堂上的明代画像在向我微笑。
盘恒几日，终于要离开了。回程中，与司机聊天，谈到政府有意将现在的“黄山市”改回原来的“徽州市”，还要进行民意调查。又说若真改了，黄山市大大小小的单位标识和公章等都要跟着作废。望着窗外掠过的风景，我不禁觉得需要改变的又岂止是名称，徽州若缺少了过去的风韵与骨格，眼前的山水也只是惘然。
将时光停驻在过去，我从书本中描摹出一个心中的徽州。我心里的徽州是“亦商亦儒”的徽州，它关乎曾经的正义与坚守。那一座座贞女孝子牌坊就是最好的见证。我心里的徽州是游子的徽州，既是李唐王朝血脉的归宿，也是远走他乡的徽商们永远的故乡。我心里的徽州是文化与商业共同繁荣的徽州，它养育出朱熹、戴震和胡适，荡漾着南湖书院、竹山书院、紫阳书院那一片朗朗的读书声。2000年，西递和宏村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自此，房屋被保护起来了，除了简单的修缮，必须保持原样。村子被围起来了，村民和建筑一同成了被参观的对象。开发商的大力宣传也终于让它们的名字被众人熟知，凡到黄山的游客，必会到此一游。然而，需要保护的仅仅是“物质”吗？
徽州，不仅仅是一群建筑，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象征，一种别致的生命。它是一片确切的土地，以及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它的风格不但应该凝固在徽派三雕的遗迹中，保留在古老的祠堂里，更应该体现在人们的举手投足间，于言传身教中传承在每个徽州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