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考那年，我除了按照父母的意愿填报了师范学校，还自作主张报了康杰中学。父母亲从经济的角度希望我考上师范学校，那样家里就会减轻负担。但命运没有这样安排我，而是让我在1983年8月收到了康杰中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是一个让父母很为难的选择。在我们那个小村里，还从没有人能考上康杰中学，面对这么一份录取通知书，村人们似乎忧虑多于高兴。犹豫不决中，我的班主任亲自赶到家里开导我的父母，要他们从长远看，他预言只要我努力，一定会考上大学的。
9月初，父亲领着我去运城参加了康杰中学的新生体育考试。那天在体育场，我拼命往前跑，跑出了我学生生涯中最好的800米成绩。当天下午，父亲领着我挤上最后一班客车。这辆车走走停停，到了临猗县城时已是日落时分。司机让车上的乘客都下车，说是车子到站不走了。这让车上要去万荣的乘客很恼火，但又没办法，只能无奈地下车。
这里距离我家还有60多里地，父亲看了我一眼，说：“咱们往回走！”我跟在父亲身后默默往前走。
从临猗县城出来，先要上一个五里的坡。走到坡顶时，太阳已经钻入地平线，很快，天边的晚霞也消失了。夜幕降临了，公路两旁的庄稼在夜风中沙沙作响。我自小就怕黑，不由得跟紧了父亲。他察觉到了，放慢了脚步。不知走了多远，饥渴与疲乏一阵阵袭来，走一阵，我就会满怀渴望地问父亲：“快到了吗？”父亲每次都会回答我：“快了！”这样的问与答重复无数次之后，我知道那不过是父亲安慰我而已，便不再问了。我的腿仿佛灌了铅一般，沉重极了，脚掌也由刺疼转为麻木，只能机械地往前走。
父亲年轻时在西安的银行工作，“六二压”时回乡务了农。因为子女多，生活过得十分窘迫。父亲能吃苦，在我很小的时候，他每天天不亮就到几十里外的孤山拉石头送往黄河滩，往返一次得50多里。专门为拉石头的人修建的“石头营”离我们村几里地，我跟哥哥放学后常去那里等父亲，用一条绳子挎在平车边帮他出点力。“石头营”每礼拜有一次改善生活，父亲能领到两个混着白面的砖馍和一碗有肉的大烩菜，他舍不得吃，就把肉夹到馍里带回家让我跟哥哥们解馋。冬天农闲时，父亲领着大哥下盐池拉芒硝，为的是挣点钱贴补家用。在我的记忆里，冬天的时候，父亲的两只大手总是爱裂口子，要经常用胶面糊住，防止出血……我想，也许这一次长途跋涉是父亲领着我走向新的起点；也许这是父亲陪着我对初中三年来回奔波的一次总结。父亲默默地领着我向前走，我的心里踏实而温暖。
那天晚上回到家时已是次日凌晨时分，我倒头就睡，觉得浑身已经散了架。
二
1983年9月，我走进了康杰中学的教室，开始了高中生活。第一次离家，第一次过集体生活，第一次感受着城乡之间的差距，我年少的心五味杂陈。但很快我便在学习中忘却了一切来自贫困的烦恼。那是真正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代，高中生活留给我更多的是欢笑与快乐的记忆，在我的眼里，那是一个课外社团、兴趣小组遍布的乐园，学生思维活跃，老师们学问师德俱佳。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饥饿常常会出其不意地跑出来袭击我。为了维护自己敏感自尊的少年心情，我常买一种运城当地产的豆瓣酱，晚自习后舀一勺冲在碗里热乎乎地喝下去，慰藉即将睡眠的身体。
时光匆匆，转眼就到了高三下学期，高考在即，冲刺的时候到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在清明节后来学校看我了！万荣距离运城有100多里地，父亲骑着家里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到学校时已经是中午时分。在我们宿舍里，父亲品尝了学校的伙食，不知是不是太累了，他吃得很慢，很少。饭后他稍微歇了歇就要返回去。他给我送来几个清明节蒸的白馍，说是让我饿了吃。送父亲出校门时，要路过教学楼下面的通道。那时，地区中学竞赛活动刚刚结束，我连续得了五六个奖，奖状就张贴在通道那里。父亲推着车子走到那里时停住了，他一定是看见了那些奖状，赞许地看了看我，没有说话。从小到大，我受过老师们的许多表扬，但父亲很少当面夸奖我。对我而言，这种无声的赞许与鼓励，更熨帖些。
出了校门后，父亲跨上车子，显得很吃力。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想起初中时他骑车子带着我来运城配眼镜的事情。也是在这样有些微凉的天气，也是这样来回200多里地地奔波。从运城到万荣一路慢上坡。父亲说咱们家那带是全地区地势最高的地方，坡自然就多。我坐在车子后边听见父亲边骑车子边喘气，总忍不住要跳下来。
三
1986年7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高考。高考前一天，收到父亲的来信，他在信里告诉我，家里种的西瓜熟了，要我考完后回去品尝。我读后心中颇多安慰，我能读懂父亲的心情。
8月中旬我回学校领取通知书时，家住运城的同班同学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吃完饭他父母说天气太热，挽留我等下午凉快些再回，我就一直等到太阳偏西才搭车回家。远远地，我就看见父亲在路口四下里张望。父亲一看见我就说：“你怎么才回来！”我从包里拿出录取通知书，他立即兴奋起来。他用自行车驮着我，只要碰见熟人就说：“丽娃考上南开大学了！”回到家妈妈说：“你爸急得到路口都等了你四回了！”
父亲戴上老花镜坐在枣树下，将录取通知书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看了几遍，便开始为我准备行囊。学校让自备蚊帐，父亲花了六元钱从我本家的一个堂兄手里买了一顶；又把他跟母亲结婚时的一口木箱子倒腾出来，用油漆反复刷新，给我装行李。我一个人出远门他显然不放心，于是骑上车子跑了六七十里地到一个同学家约定出发时间。
很快，报到的日子就到了。临行前一天，母亲发好面，拣好芝麻、花椒叶，烙了几个锅盔馍让我带着路上吃。
1986年9月8日，天不亮父母亲就起来了，特意包了几个饺子为我送行，弟弟们在边上看着我吃。父亲说，你们在家以后有的是机会吃。小弟弟嘟囔道：“老是说有机会……”父亲瞪了他一眼，对我说：“你要出远门，多吃点，多吃点……”
吃完饭，天还没亮，却下起了雨。父亲与大哥把我的行李放到小平车上，去赶头班车。雨越下越大，我与父亲、大哥在泥泞中推着小平车慢慢走向等车的路口。车到运城时，雨更大了。从汽车站到火车站有四五百米的泥泞路，路边有出租自行车的，五毛一次。父亲看也没看，把草帽往我头上一扣，扛起箱子，拎着铺盖卷，说：“快走，别淋湿了！”我跟在父亲后边一路小跑奔向火车站。父亲帮我买好车票托运完行李，开始四处寻找约好的同学。那一天，火车站候车室里挤满了学生，很快，我们去天津的八个同学相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第二年暑假，我去临猗的同学家。她的父母谈到一年前的车站送行，沉吟了一下有些惊讶地告诉我：“你父亲看到列车远去之后，竟然在站台上哭了起来！”我一听，眼泪立刻便禁不住了，先前热闹欢谈的气氛一下子便尴尬起来。后来我同学说：“你那天那么激动，把我父母都吓坏了，他们还以为你父亲怎么啦呢。”
我不知如何解释，也许，脆弱与坚强之于我，总是在某一时刻逆转。在我的心底，总有一些记忆会触动我的泪腺，让我在泪眼迷蒙中既酸楚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