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在梦里，走回冬日的老家去。
雪很厚，踩上去咔嚓咔嚓地响。儿时的老家，几乎年年都有这么大的雪。它飘啊飘的，将小小的村庄，飘成一个童话。
我穿着奶奶做的大腰棉裤，腰里扎着布条搓成的棉绳。我总是一不小心，就将它系成了死扣。棉裤的花色和家里的被面一样，是七彩的凤凰，是缠枝的牡丹。
老屋的位置在村子中央，不大的门楼正对着大街。大门上的黑漆已经剥落，露出了干裂的木纹。过年时候贴上去的春联，也早在风雨里斑驳，门楼上的过门钱，如今只剩了门楣上，那红红绿绿的印迹。俗话说，大雪小雪又一年。只要雪花一飘，那离贴春联的时间，就又不远了。
推开大门，迎面就是影壁墙。下面是砖垒的，青砖。上面是土打的，黄土。那些黄土和砖缝里，时常会有青草冒出来，瘦瘦的，摇摆在每年的春光里。
从影壁右拐，便进了院子。一条用青砖铺成的小道，通向堂屋。为了不至于雨雪天气时的泥泞满脚，爷爷和父亲自己动手，铺成了这条小路。
小路上的青砖已经被踩得坑坑洼洼，但从来就没有谁觉得难看，我们每天都欢天喜地地走在上面。
我却经常会在中途停下来，折向小路右边的那个仓囤。仓囤在小时候，就好比家里的宝库，它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小院儿最重要也最显眼的位置。馋嘴的我想要看看仓囤的铝盆里还有没有猪油，我要用它们卷一张煎饼，吃一顿美餐。我打开仓门，快速地瞅了一眼，铝盆里果然盛放着猪油，是凝固了的白色。于是我飞快地跑进里屋，从饭篮里取出一张绛色的高粱煎饼，然后用筷子攫一块猪油，均匀地抹在煎饼上，再轻轻地，轻轻地，在上面撒一层盐，卷起来，咬一口，嚼啊嚼……简直就是绝世的美味。
奶奶的数落声却在耳边响起来了。正忙着添水烧火的她，发现了开着的仓门。我几乎每次都是这样的粗枝大叶，但奶奶并没有埋怨我偷吃猪油，她只是说：“又吃冷干粮……”
奶奶也穿着大腰棉裤，黑色的。用又宽又长的布带，扎紧了裤腿。她踮着小脚，头发花白。脑后的小攥儿网着黑色的网子，那小攥儿小得啊，似乎要插不住那个“U”形的银色簪子。
她拿了大瓢去井台上舀水添锅，她把煎饼馏到大锅的箅子上。煎饼很干很硬，奶奶用炊帚蘸了水，将它们一个一个洒水润湿。这样馏出的煎饼，将会非常柔软好吃。
爷爷在猪圈门口喂猪。他无比用心地搅拌了猪食，倒在槽子里，然后站在一旁，专心致志地看着大猪吃食。他一边看一边还要不停地搅拌，将渐渐稀薄了的猪食用一块木板给聚拢到槽子的一头去。
院子的南墙根，长了一棵柿子。秋天的时候，它会果实满枝。我总是仰头看着，静心等待属于我的那个烘柿。
院子的西墙根，还有一棵枣树，奶奶说，那叫“软枣”。许是嫁接得不够成功，许是栽培得不够技术，我似乎没见它有过果实，偶尔有点，但并不好吃。小小的黑色的果肉里，满满的全是种子。但即便没有多少收获，它也仍然在家里长着。它已经是这老屋里的一员，只要它在院子里站着，就是好的。
枣树的北面，则是一盘小磨。母亲就是用它，将一桶一桶的瓜干和玉米，磨成煎饼糊子。然后一整天的时间，她都会趴在鏊子窝里。
东墙根下，是一杆压井。铁杆儿磨得溜光，压井里的皮钱，经常“呲啦呲啦”喘着粗气。
那时候的小院儿实在好小，可居然能容纳这么多的东西。它还可以在春天的时候挂一架秋千，在秋天的时候，开出一块菜畦。
现在，是冬天了。外面的雪下得很厚，屋檐上垂下粗粗细细的冰凌。我和姐姐跳着脚把冰凌摘下来吃，我们“噶嘣噶嘣”地嚼着，全然不顾大人们的训斥。
奶奶坐在炕头上，烧起火盆。还有村东头比我高三辈的老奶奶，也拄了拐棍来家里串门。老奶奶的个子比奶奶高，却也是小脚，大腰的棉裤绑着裹腿。她戴一顶平绒的黑色小帽，帽子的前沿上，镶嵌着一颗椭圆形的绿色玛瑙。
老奶奶一来，奶奶就招呼她上炕。她们盘腿坐在窗前，面对面地坐着聊家常，一人抱一个火盆。
火盆是奶奶做的，这是那时候唯一的取暖设施。奶奶去河里挖来黄泥，捏成盆的形状，然后在里面放上木炭，烧火，取暖。黄泥越烧越硬，盆的质地也越来越好。我喜欢用手环抱住火盆，炭火透过烧熟了的黄泥传出热量，那温度一点不烫，刚刚好。
一个奶奶，一个老奶奶。她们一边唠嗑，一边往烟锅里埋着烟丝。烟锅不大，她们总是将它填得很满，塞得紧紧的。然后咬住长长的烟杆，将烟锅伸进火盆里去。她们用火盆里的炭火引燃烟丝，然后便端着烟杆，抽得有滋有味。她们穿着一样的灰色大襟褂子，炕前摆放着尖头的小脚布鞋。那卷曲了的畸形脚趾，蜷缩在白布做成的袜子里。
其实，这都不是我梦里的场景。梦里的我，每次都是徘徊在大门之外。我总是带着深重的恐惧和不安，想着屋子里的爷爷和奶奶。
然后，我醒来。窗外也是冬天，却没有了屋檐下的冰凌，和一望无际的白雪皑皑。花团锦簇的大腰棉裤果真又系成了死扣，爷爷和奶奶去世的时候，是否也带了冬天一起离开？
还有家乡的老屋，如今它只能在梦里存在。那一扇一扇的大门小门，却又将我一颗日渐浮躁的心，坚决地隔离在外。我总是忐忑而惶恐地回望从前，却又惶恐而忐忑地离开。
故乡的老屋啊，它顶着一层厚厚的雪花，被那个原始的冬天，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