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雾霾天。
一个曾经带过的小孩儿给我留言说：王老师，我想和你吃个饭。
我说：好呀。
入行十几年，带过上百人，每年还能想起来跟我吃餐饭的还不到十个，能在雾霾天想起来找我吃饭的，就必定是亲徒弟。
我按约好的时间到了餐厅，然后等了他一个半小时才见他背着黑色单肩包，风尘仆仆地进来，虽然面有疲劳，但能看出来，他心情不错。
坐下来，他说：老王，我辞职了。
我说：好事。你那老板是圈内著名SB，早该辞了……想去哪？需要我打招呼吗？
嗯……现在纯谈感情叙旧的局已经很少了。一般不是有这事就是有那事才会聚，不过我还是觉得很高兴，能聚总是好的。
他说：不用。我打算回去了。
我愣了一下：回哪？
老家。
如果放在以前，我会臭骂他一顿。因为当年我刚到北京那会儿，也动过回家的念头，那次就是被人一顿臭骂后留下的。所以后来每次有人跟我说要逃离北上广回老家，我都会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但这次我没有，甚至还有些欣慰——现在的北京真的不适合他们了。
二
原来有小孩跟我诉苦来北漂有多辛苦的时候，我都会说：当然。你来的可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之一，要留下当然不容易。没做好住地下室的心理准备，还是死了这心吧。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我知道，真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做，至少我自己便做不到。
我是2002年来的北京，看的第一个房子便是个半地下。中介带着我到明镜胡同的一个小区，七拐八绕的走进了一间半地下房间。是一个开间，窗户比我还高，对着外面的人行道。房租很便宜，不到一千块。
我在屋里转了一圈，然后走到窗口，垫着脚往外开。一只狗正好路过，在窗口对着的树底下撇开腿尿了一泡。我能清晰地看到这只狗尿里的每一个气泡。我转头对中介说：还有吗？
后来我来北京租住的第一间房子是在木樨地水利部小区里的一个二居室，将近60平，每年房租2万，24小时免费热水。
来北京之前我也是做好了吃苦的心理准备的，但当看到狗在窗口撒尿的画面时，立刻对自己说：我来北京，不是为了活得比狗还低的。
三
和现在比起来，那时的北京对像我这样的北漂可算极其友好了。比如房租，二环边上老居民区里的房子，一般都在2000块以内，而那时我的工资一般在4000元左右，咬咬牙租个千二千五的房子勉强还能接受。那时，我上班基本都是打车，夏利出租车6块钱起步，一块二每公里。后来进了《男人装》之后，除了每天打车上下班，还要在公司吃午饭和晚饭。公司在中粮广场，里头的馆子都还比较贵，一份鸡肉饭35元，没事还要到地下一楼的西蜀豆花庄搓一顿。另外还多了一个开销，就是每天晚上和同事宵夜。一般我们会到簋街找一家烤串或者火锅，想吃好一点的话就去小肥羊。一般，四个人只要不没完没了喝啤酒，二百元以内也就拿下了。
但那时并没有觉得这样的生活已经是种幸福，甚至有时还会抱怨。比如零下十度的夜晚在长安街边上打车，二三十分钟都没有一块二的夏利时便会咒骂起来。
那时也会觉得自己苟且，但心里又总有个梦想，憧憬着未来某天会在这个城市出人头地。最关键的是，那时的我们，是可以靠梦想撑下去的。但现在，光有梦想，则太难了。
后来在《男人装》当副主编的时候，有天发现公司里有个小孩，住在房山，每天上班要花两个半小时。我找到他说：你最好在公司附近找个房子住。
他说：公司附近的房子太贵了，住不起。
我说：那也要租。你每天在路上花5个小时，有这时间，干点啥不好？学点东西，接点私活儿，怎么不能把房租挣出来？
但直到我离开《男人装》，他也没有搬过来。再后来发现，这样的小孩儿并不少，越来越多的孩子因为承担不起市区内的房租而住在顺义、昌平、房山……每天6点出门，晚上十点到家。
四
几年前朋友离开北京时说：北京房价，我这辈子也追不上。
我说：那就租啊，谁规定了必须买放呢？
但租都租不起了呢？
一年多以前我还无法理解那些逃离北上广的人，觉得他们是懦弱和娇气。但几个月之前那段房租的疯涨之后，我觉得，北京再不是年轻人的梦想之地。
前几天和朋友回忆起当年租房子的事儿，我说当年我在《男人装》一个月8000块，住在三元桥那块儿，每月一千八房租。现在孩子比我们当年苦，如今那房子怎么着也得三千五了吧？
朋友冷笑一声：就像你说的那种一居室，现在得五千五到六千……
听完这话，心里立刻盘算一下：得月薪两万多的才行。
这就是活在北京的苟且——因为租不起城里，所以住在了郊县；因为住在了郊县，所以每天要花五六个小时上下班；因为时间都花在路上了，所以没有时间学习提高；因为没有时间学习提高，于是更赚不着钱；因为赚钱少跟不上房租上涨速度，所以只能越搬越远……脑海里出现了荒诞的画面，这些北漂们越搬越远，越搬越远……最后都搬回了家。
五
记得早几年有人离开北京时，都是哭着离开的。那种眼泪的成分极其复杂——有辛酸，有不甘，有懊恼，应该还有点留恋。
而最近离开北京的人大多都是笑着走的——那种笑容充满了如释重负，像劫后余生。
北京从来也没有相信过眼泪。只是现在，连梦想也不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