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妈妈病重的电话时，我正在纽约和3岁的儿子打电游。电话是家里的阿姨打来的，她说妈妈本不让她给我打电话，但她还是觉得，妈妈心里是希望我能回去看她的。
少小离家。我是在高中毕业后出国留学的。同为大学老师的父母毫不犹豫地为我选择了这条路，这条他们认为对于我来说最合适、最光明的路。现在，我成了一名牙医，过着相对优裕的生活。但这一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我几乎没有了再跟父母团聚的日子。
坐在归程的飞机上，荣归故里的我突然间很伤感。我看到机窗里反射的，是自己早生的华发。18岁离开家，一晃20年过去了，我已不再年轻，而妈妈则更加衰老。15个小时的空中航行，我一刻都没有闭眼，20年的.岁月在脑海里翻腾，我从来没有如此地想念与害怕，想念去世时我没有在身边的父亲，害怕母亲这一次也不给我机会。
突然间觉得，这些年，算得上功成名就的我，之于父母，不就是一个符号吗？我毕业、工作、结婚乃至生子，他们都没能亲眼所见。一切都在电话里，以过去时的形态，向他们告知。好消息，放大了说给他们听；坏消息，等到自己不痛了才肯让他们知道。
关山重重，亲情成为最远的水。难道这就是父母送我出国的意义？
情虽亲，心却已经很难接近
下了飞机，直接打车去医院，彼时已是深夜。当我看到病床上苍老的妈妈时，我几度认为自己走错了病房。可是，床头卡的名字，还有那张依稀可辨的熟悉的面容明确地告诉我这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也会老吗？在我记忆里，她好像永远言语幽默，永远喜欢漂亮的衣衫，永远愿意搂着我的肩膀与我比个儿。离去多年，我不能看着她慢慢变老，只能在这样的时刻，让一夕忽老的她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眼睁睁地目睹何为岁月的残酷！
母亲是因脑出血入院的，她一直很害怕手术，直到我回来的第二天，她才同意手术。我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回头看她，她的脸上充满了坦然与信任，仿佛她的儿子回来了，一切就安全了一样。等在手术室外的时间并不好过，同意书上那些可能发生的危险反复地在我脑海里出现，不管我怎样屏蔽，都挥之不去。
谢天谢地，手术很成功，医生表扬妈妈：她的意志力很强。阿姨说：那是因为她儿子回来了！咱们千军万马也抵不过她儿子一句话。
母亲是在术后的3个小时左右醒来的。看到我，她笑了。但很快，她用目光在寻找阿姨，并露出难为情的神色。阿姨说：贺贺，你出去一下，你妈妈要小便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发现，不管我与妈妈在情感上怎样互为彼此的至亲与唯一，却总有一种陌生与疏离是那样的明显。我们的话题在简单的吃喝、要不要翻身以及国内外的生活习惯等非常表面的内容之外，再没有更多的、更私密、更亲近的话要说。
20年不在一起的生活，情虽亲，心却已经很难接近。
我想照顾她大小便，她会说难为情；我喂她吃饭，她会觉得难以下咽；我扶她下地走走，但我的姿势明显不如阿姨做得让她感到舒适看着她与阿姨有说有笑的样子，我的心底升腾着一种悲凉我和她，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为亲近的人啊。
怎么办？还有机会重新认识吗？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跟阿姨学做妈妈喜欢吃的饭菜。
果然，吃着我做的饭，母亲很有满足感。我还给她买漂亮的衣服，她看到后很开心，坚决要求马上套在病号服里面。她说：这样，我才能不真正把自己当病号。我还会拿着我从小到大与她的合影，让她讲那些过去的，她与我有关的事情。那些过去的留影唤醒了久违的亲情，她变得滔滔不绝，记忆力惊人，我手上脚底的每一个疤痕如何得来，甚至连我高中同学的名字，她都还记得一些。
我们终于可以不必相对枯坐，相对亲而无言了。
那天，我下楼买东西，快到门口时，她说：贺贺，小心车。早点儿回来。我头也不回地说：好。
可是，走下楼时，我发现自己的眼睛已经湿了停留在母亲记忆里的，还是那个18岁的莽撞少年走路常常忘记看车，读书时总开小差，和同学出去玩儿总是不按时回家。
事实上，在国外的20年里，我不仅学会了生活上的独立，更形成了人格上的独立。可是，这些，母亲她并不知道。就像我对她的印象，也停留在18岁出国之前一样。
我们想重新认识彼此，可是，我们还会有多少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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