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咿呀作响的门，就推开了一段记忆。站在门口，我就站在了童年的光影里。
院内的那棵枣树仍在，只是更粗壮丰满，收留了近1/5的院落的日光。枣子不大，也不怎么好吃。在那年那月里，枣子刚刚泛青，就引来了我的遐想。偷偷地摘几个，揉搓揉搓，就放在嘴里。等到中秋前后，一颗颗枣子通体黑红透亮，饱满圆润，成了难得的果品。尤其秋风渐起之时，听到沙沙的叶与叶的摩挲之声，姥姥就开始自制月饼。胡麻油、芝麻红糖馅，酥香可口。那时，月亮真是饱满如玉。星星，在夜的幕布上，闪闪如银。枣树、月亮、月饼是我最初的中秋记忆。
院落的正房是姥姥、姥爷曾经住过的地方，如今家具已换。记忆中，一进门，是一对大红色的柜子，上面摆放着一个长约一米的梳妆镜。镜面模糊，底座雕花精美。镜子的旁边是一对青花瓷瓶，不知是谁不小心，还是岁月的的纹路？其中的一只已有裂纹。镜子的上方，是姥姥的母亲的照片，黑白色。这是一位性格坚韧的女人，眼神里透露着刚毅。她死了丈夫，带着我的姥姥改嫁到此。姥姥当年12岁，姥爷6岁，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弟，最后成亲，成了相守一生的爱人。92年，姥爷去世，一年多，姥姥也随他而去。
姥姥性格温顺，个字矮小，常常把头发梳理的光鲜整齐。灰布斜襟小袄，黑色齐腰裤子。记忆中，姥姥很少下地干活，她常盘腿坐在炕头，缝补衣服。外面阳光穿过白灵灵的窗棂和红通通的窗花直射在屋里，姥姥的身影就投射在床上印花的漆布上。夜晚上灯时分，灯光慵懒，昏暗的屋子里只有灶膛的火光一闪闪，印着姥姥的脸。北方乡村的冬季是难捱的。一入夜，更是冰冷刺骨。每到天黑，姥姥就会抱回秸秆，热点温水，把炕头烧得暖烘烘的。如果外面再下点雪，那幸福就荡漾周遭、遍布全身了。
土炕简直是浓缩的生活图景。姥爷请人在土炕和墙壁的连接处画了不少的作品。有各路神仙，有飞禽走兽，有花草山水，有亭台楼阁。有时躺在炕上，看着这些绘画作品，真是浮想联翩。这些作品，还有墙上的年画，在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艺术的种子。土炕的南头睡着姥姥，北面睡着姥爷，两人相隔甚远，这是他们一生的习惯。
姥爷一生勤劳，走过西口，为做生意的老板当过管家，也做过生产大队队长。他能干善良，厚道质朴，待人极好。对我，更是温情备至。一到县城庙会，姥爷总要带着我吃个油条，买点零碎，然后坐在县城的人民广场看戏。戏园里人山人海，我只能站在姥爷的自行车上，远远眺望。姥爷通常是不看戏的，只是死死地扶着自行车和我。他爱戴顶蓝帽子，卡其布的，褪色不少，在阳光下，汗津津的。戏是听不懂的，只是看着戏台上花花绿绿的演员上上下下，来回穿梭。鲜艳的服饰，油彩的脸谱把单调的县城、单纯的岁月涂抹上了热烈与激情。戏台旁边是新华书店，书店门口，有人摆设书摊赚钱，看一本连环画册、儿童图书，大概需要几分钱。具体是多少，忘记了。
正房旁边曾是二舅的新房。至今，二舅已经近60岁了。二舅妈，那个一生好强朴素的女人。嫁给二舅，她是二婚，她时常和我说起以前的婆家。她是种田的好手，是远近闻名的肯吃苦的女人。几亩西瓜地，在她的打理之下，为这个小家庭带来不少的收入。记忆里，常和舅妈、表弟、表妹看瓜地。嫩绿的瓜秧，圆嘟嘟的西瓜，为我们带来一夏的清凉。舅妈待我的好，一世记得。舅妈命苦，早早死了丈夫，可惜，自己不到五十，也终归撒手人寰。记忆里，小小的县城车站，她送我回城。每次，她总会为我买一小袋苹果。长长的站台，她推着飞鸽牌的二八式自行车，伫立风里。她胖胖的身子和风里的头巾，已经消散。只剩村头的坟茔和枯草告诉世人，她曾经来过。如今，她用一生的勤苦盖起的砖瓦新房，也无福消受了。
最西边的房子当年归属三舅。三舅妈是本村人。每到农历7月15，当地要蒸“面羊”，其实就是一种面食。小小的我，在姥姥的嘱托下，提着“面羊”给未过门的媳妇（三舅妈）送去。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走过一片庄稼地，走过一个小水潭，追追蝴蝶，再逗逗小狗，路途不远，但我能走半天。那时的阳光可真毒，把整个村庄照得敞亮敞亮的。
姥姥家对门的女人是整个街道的面食高手。这个女人瘦高瘦高的，姿态也很婀娜，但好像眼睛不太好，常常是虚眯着眼睛，但她的“并蒂莲花，双头面鱼”做得最好。尤其是出锅以后，再上点颜色，白底红花绿叶，简直就是一个工艺品。她女儿的两个孩子是我童年的玩伴，现在依稀记得他们当年的影像。一到暑假，我们就必定一起，玩他个鸡飞狗跳。较小的孩子在一年“闹年”的时候，让飞来的“二踢脚”炸瞎了一只眼。而大一些的，也在前几年，因为煤气泄漏，中毒身亡。
姥爷家的东房是临时搭起的一个泥坯房。黄昏时分，风箱开始有节奏的呱嗒呱嗒，家家户户便是一片炊烟袅袅。姥姥扭着她的小脚，忙乎着生火做饭。她身体不好，姥爷特地买了一只奶羊，羊奶中再熬点小米，算是极好的补品。我闻不惯羊奶味道，常常端着饭碗，跑到隔壁的王家去。
村里人叫王家主人——“仁元老汉”。他是当地以前的“地主”。由于思想进步，把土地家产都分给了农民，所以没受到什么处分。据我的母亲回忆，当年，他捐献的元宝，满满地摆了一窗台。他家院里有棵榆树，十分茂盛高大。一到夏天，便撑起一片阴凉。我最爱端着饭碗，坐在他家的榆树下、台阶上。任凉风习习，鸟鸣啁啾。“仁元老汉”知书达理，似乎很少和村里的农民说话。过年过节，也很少和人来往。他是寂寞的，即使他把那么多的元宝都献了出去。和我这个城里人，倒是常常聊天。或问些城里的事情，或顺便讲讲仁义之理。记忆里，一到过年，他就会穿上长袍、白白的袜子、圆口的布鞋。他家有个香炉，旁边的蜡烛光焰照人。
他的太太也是个窈窕的女人，身材很好，尤其是那一双“三寸金莲”，走起路来，摇摇摆摆，随时都有摔倒的可能。但女人的婀娜，尽显其中。据说，这个老太太死后，他料理了后事。把自己的妻子安排妥当的第三天，自己也仙逝了。他的儿子也就一并给他们举行了葬礼。生死不离，相伴一生。这就是爱情吧。两年前，他的那个儿子，并非亲生的儿子，瘫痪多年，也死去了。孙子继承了产业，盖起了新房。那棵榆树，连同那个老院，早已夷为平地。只有散落在角落里的片砖片瓦和砖瓦下的蛐蛐吟唱着“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姥爷家的南房曾是一个牛圈，旁边是一猪圈，猪圈的房顶上搭着鸡窝。这三只动物，从从晨起到日落，一年四季，和谐地相处着。我最不喜欢的是那头母牛。早晨5点，天刚蒙蒙亮，姥爷就催我早起，要我和邻居家的伙伴一道放牛。村庄的北面，是一大片树林。我把牛放到草地上，任由它吃草、反刍、打滚。那些年轻的后生则找片空地，平躺下，吹响柳笛，聊起村里的媳妇来。柳笛，也把年轻的心撩拨的空荡荡的。
我一直觉得村里的张家媳妇好命，找到一个年轻俊美的男孩。这个男孩人长得帅气，还会拉二胡。村庄的正中央有个戏台。秋收过后，戏就开演了。他们不会邀请城里演艺界的名角，一把唢呐，一个二胡，几声锣鼓。“闹元宵”“打酸枣”，来个二人台，再来了山西梆子，不需要喇叭，只那么清亮亮的几嗓子，就唱出个柔肠百转，吼出个地动山摇。曲终人散之后，踏着月色回家。这时，乡村也安静的睡了，只剩下狗叫、蛙鸣。
30年后，当我站在老院的门口，在斑驳的墙缝间寻找我生命的印记时，只剩下一声叹息。村口的那棵穿天杨没了，小河里哗哗的流水没了，那影响我生命成长的人，也都走出了我的世界。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我是故乡的那只燕子，飞走了，还能找到曾经筑巢的屋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