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性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也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目标的选择，它指导并规范着具体的政策目标，为公共政策的执行提供行动导向。
二、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公共性偏离的表现
当前在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出现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一）政策的公平价值缺失
长期以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使我国从一个平均主义严重的国家逐渐成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具体来说，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
1。分配起点的不公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起点不公平主要表现在我国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的起点不公平。教育收益最多的是穷人，因为教育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使得受教育者在未来的就业方面获得均等的竞争机会以及更高的收入，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分配公平。
2。分配过程的不公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过程不公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这主要造成了人的发展机会不公、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公。我国初次分配领域采用重效率轻公平的政策，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3。分配结果的不公平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究其原因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起点不公和过程不公造成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政策。1981年，我国基尼系数仅为0。292，那时还属于收入分配高度平等的国家。
（二）政策的不当倾斜和偏好
收入分配政策会因为某一时期的特殊需要而有所侧重，目前存在于我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拉大现象，也是政策不当倾斜和偏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经济政策的不当倾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改变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我国把经济建设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2。发展政策的偏向
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了偏向城市的发展政策。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城市过度倾斜。为了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国家通过实行“工农业剪刀差”的政策手段把一部分农村财富转移到城市，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农村和农业的剩余、资源的过度汲取，城市偏向的公共物品供给使城市居民不用花费力气就可获得公共服务，但是农村居民的获得就非常有限，再加上城市优先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了农业资本的投入，给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带来了障碍，从而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造成农村发展缓慢，使城乡之间的差距 “鸿沟”越来越大。
3。区域政策的不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遵循了不平衡的发展模式，工业相对于农业优先发展；文化、教育、科技等较为发达的东部相对于西部地区得到了更多的政策倾斜而优先发展；经济基础好的城市相对于贫困落后的农村而优先发展。
（三）政策体系的不完善
一项政策对于解决庞大复杂的利益交错的问题往往功能是有限的，为了使各项政策相互衔接和配套，政府应通过制定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政策组成一个政策体系，例如整合教育、就业、地区发展、行业发展、社会保障政策等等，以此发挥政策体系整体协调和相互配合的功能，形成政策合力。
1。税收政策不完善
税收是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政策和手段，主要通过对高收入人群征税，对于低收入或者无收入人群少收税或者尽量不征税，以此缩小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又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平衡收入差距的作用。
2。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政策是调节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尤其对低收入者来说是一种保障。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存在着严重缺陷，使得其在再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作用大大减低，甚至出现相反的效果。
3。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乏力
我国的转移支付手段是实行分税制改革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均等化。但我国采取的单一的纵向转移支付手段，显然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再加上法律和制度的滞后等原因，横向的地区间转移支付制度还没有形成。
4。政策监管体系缺失
公共政策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还依赖于政策监管体系的完善和健全。目前由于监管体系的缺失，造成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尤其是垄断性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的收入畸高，这是造成竞争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使得我国的行业差距越来越大。国家对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管。
三、完善公共政策体系，科学调节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公共性偏，离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矛盾趋向尖锐化。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形成规范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公平一直是人类对社会的诉求。如果一个国家“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样的收入分配结果不但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心理上的不平衡性也会越来越明显，最终这种巨大的差异将导致社会动乱。合理划分市场、政府和社会在收入分配当中的职责，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使它们相互协调，才能实现在“效率优先，注重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公平分配。
（二）协调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协调城乡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站在经济社会全局发展的高度，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机制。
（三）实行均衡发展的区域政策，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的非均衡发展政策，导致了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应该及时调整和转变收入分配政策导向。借鉴发达国家的区域政策和反贫困政策的经验，当前要改进我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金融投资力度，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一方面，要将国家投资重点逐步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央要适当给予中西部落后地区政策倾斜和优惠，如在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银行信贷、外汇、对外贸易、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
（四）完善税制结构，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弥补市场机制下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的不足是经济发达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做法。但是在我国，利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发挥还不充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出现了“逆向调节”的现象。
（五）建立多元化、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全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有助于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处境，缓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当前我国需要建立以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福利制度，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扩大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增强保障能力，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六）完善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公共教育政策，确保教育公平
努力为全民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根本、长远途径。尤其是要加大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缩小社会不同成员间、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中国可以在借鉴经济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当前的公共教育政策，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有效克服因教育机会不均等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首先，要坚决贯彻执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总之，面对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应多管齐下，建立一套完善的缩减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综合运用税收、区域发展、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等多种政策手段，各种政策手段相辅相成，形成政策合力，共同促进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