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 身体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
论文摘要：生命科学与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造成了身体的不确定性。建立在传统主客二分基础上的生命伦理学，却依然在寻求相对普适的生命伦理原则。身体的缺席，使得生命伦理学的主要原则变成了追求普适价值的抽象概念，在具体的伦理实践中失去了它的有效性。身体伦理学批判地审视生命伦理学的困境，将具有不确定性的身体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在变动的实践中开拓自己的生长点。可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凸显了生命伦理学的困境，也为身体伦理学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土壤。
一、高新生物技术应用引起的传统生命伦理学困境
随着生命科学与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伦理学在实践方面的有效性正逐渐减弱，越来越多的伦理学难题挑战着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所面临的实践有效性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个人身份变得含糊不清。生命伦理学建立于自我和他者，思维和身体，主观和客观，正确和错误，真理和假象，人类和动物，人工和自然等明确的二元划分的基础之上。在这样一个美丽、清洁、有序的现代世界中，世界往往被感知为确定的、可控的和安全的，在它理想的模式中，不允许一点不确定性、易变性或者暂时性。显而易见，在这样的一个对任何事物都实行简单的二元划分的世界中，与主流不一样的个体却被边缘化、被打压，被迫在"无尽的、正确的话语"下审视自身、改造自身，重塑着个人的生活。正如福柯所认证过的："从古希腊以来，西方各种知识一直都是同西方人看待和总结其自身基本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因此，在西方的知识结构中，包含着西方人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生活和对世界的基本态度。"①那么，身心二元论基础上的生命伦理学，就深切关系人的生活本身。于是，当生命伦理学成为一种固化的、确定性的.知识的时候，就成为了大多数人遵从的准则和道德的评判标准。例如：男人和女人的分野，在儿童时代，自他/她出生以后就已经被社会纳入固化的道德范式之中。无论是从着装、发式，还是行为教导方面都遵从着社会的道德范式，这种道德范式来自于现代医学、伦理学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中行为规训着儿童的身体行为，夹杂着意识形态的学习规训着儿童的心灵，这种分野是粗糙的，是建立在现代哲学的主客二元论基础之上的。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伦理边界消融，是非难以判断。"自由是伦理道德的本体论条件，而伦理道德是自由所采用的反思形式。"②生命伦理学所遵从的自由原则，伴随着一种对意识自由的预设，这种预设又根源于心身的分离的预设。也就是说忽视身体的维度的根源在于对心身关系的认识。这种预设的悬置使得在生物医学中，生命伦理学对身体的态度是机械的、冷漠的，只要维持生命的存活的效果，以保证意识的自由可能性，哪怕这种意识的存活并非病人的意愿。这种追求目的性和效果性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形成一种强迫式的拒斥"死亡"。而这种强迫式的拒斥本身就是一种对自由的束缚，就像波德里亚所言："只有被征服的、服从法则的死亡才是’好的’死亡，这就是自然死亡的理想。"③现代医学技术发展到现在，依靠呼吸机、心脏起搏器维持生命特征已经不是一件难事，植物人的出现使得生与死的界限变得不确定。而这种传统"贵生"的观念又使得"安乐死"成为一个触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问题而保守争议，至今经过法律授权能实施安乐死的国家也只有荷兰，而我国第一例为病人实行安乐死的医生甚至被拘禁493天，即便是病人家属不忍亲人遭受极端痛苦，而主动要求该医生对其实行安乐死的情况下。④ 二、科技发展带来的身体的不确定性
20世纪60年代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飞速发展，器官移植、辅助生殖技术、假肢、安乐死等雨后春笋般涌现，人类在掌控自己的生命和死亡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自由。
辅助生殖技术让未婚女子有了通过高科技手段生育子女的可能，这也造成了一些伦理上的争议：计划外怀孕，这是否是对传统家庭构成方式的挑战？是否影响家庭的稳定，继而波及社会的和谐？亦或这是一种造福于人类的技术，帮一些想生育却因为某种疾病而无法生育的家庭实现了生育孩子的愿望？而且这种通过辅助生殖技术产生的孩子们的家庭社会地位又如何定位呢？呼吸机和心脏起搏器的使用，维持一个植物人的正常心跳已经成为现实，这又引起了关于死亡标准和生命价值的大讨论，一个没有感知能力长期处于植物状态的人是否还可以称之为人？以心脏跳动与否、呼吸是否停止来判定生与死的标准遭遇了挑战，无限期的维持一个失去感知能力生活的毫无尊严的"人"是否符合生命伦理学的原则？这样是否尊重了病人的自主选择权？又保障了谁的利益？是否伤害了病人的生命尊严？是否伤害了那些因医疗资料有限而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的病人的权益？在脑死亡标准判定人的生死占据主流后，对长期处于植物状态的"人"实行安乐死是否符合道义？在脑已经死亡而还有心跳的"人"身上取走一些器官，救治其他病人是否可以？
三、身体伦理学在实践中不断拓展着自己的生长点
这些问题或从道德角度，或从实践角度挑战着传统的生命伦理学，让生命伦理学在伦理实践中陷入日益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日益丰富的伦理实践也不断挑战着生命伦理学中身体的界限，而另一方面，随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许多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人的生命开始于何时，又结束于何时？是从脱离母体第一声啼哭开始，还是从受精卵开始？如果是后者，是否处于胚胎时期的"人"就应该享受到人的权利？那么胚胎干细胞疗法是否允许？遗传物质与个人的身份特征是什么关系？随着对基因的研究，基因决定论者甚至认为基因不仅决定一个人的外形，还决定人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靠理性建立起来的整个人类文化社会，又何以立足呢？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疾病？康尼岛的短指家族，矮人族是否应该被列为疾病的行列，被规约，被诊治，甚至被冠以道德上的不洁？拥有XY染色体的女人，想做男人的女人或者想做女人的男人，是否因为异于常人，就要惊恐地压抑地生活在他们异样的目光中，在他人的评头论足中隐藏了自我？这些被边缘化被压迫被忽视的人，他们的利益如何保障？随着生物技术迅猛的发展，克隆甚至可以构造出新人类的情况下，这些有问题的身体越来越多的时候，什么才是一个正常的身体呢？
因此，科技发展所带来身体的不确定性问题，表现在上述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高新生物技术应用带来的身份认同上的不确定性，另一个则是生命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对于身体的重新认识与伦理反思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这两方面的问题，在丰富了伦理实践的同时，也挑战着生命伦理学的规范和界限。于是，这些与涉身直接相关的问题，也让身体问题成为生命伦理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由此科技发展使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困境呈现出来，并让身体重新的回到了伦理学的视阈之内，可以说科技发展是伦理学革命的导火索，是身体伦理学得以生发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冯俊等著：《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63页。
②冯俊等著：《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65页。
③[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④参见王前，杨慧民：《科技伦理案例解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238页。
参考文献：
[1]冯俊等著：《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2][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3]王前，杨慧民：《科技伦理案例解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