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由于执行困难，尽管新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但在实践中这一强制措施与修改前基本上没多大变化，反而面临不少困境与尴尬。本文认为明确“住处”和“指定居所”的范围，并根据案件情况及被执行人社会危险性作出区分；普遍采用“电子手铐”； 严格监视居住适用条件，加强法律监督，无疑能使监视居住面临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关键词 监视居住 破解进路 电子手铐
作者简介：秦俊才，重庆市璧山区公安局。
单从法律规定上来看，监视居住也是比取保候审更为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对犯罪嫌疑人的限制约束也更大，因此，将二者的适用条件进行区分也更科学合理。然而，根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近两年时间来，监视居住这种强制措施在实践中与修改前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不但没有达到最初的立法预期效果，反而在实践中面临不少困境与尴尬。
一、监视居住的现实困境
（一）“固定住处”和“指定的居所”的空间范围在实践中理解混乱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可以看出，根据执行场所的不同，监视居住可以分为“固定住处监视居住”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前者是原则，后者是补充。但是，即使有了这样的规定，在实践中，关于监视居住的“固定住处”和“指定的居所”的理解和适用仍存在着混乱的现象。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被监视居住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这里“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既包括“固定住处”，也包括“指定的居所”。但“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的具体空间范围该有多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并没有明确。如果将“指定的居所”与“固定住处”仅仅限定为被监视居住人居住的房屋或院落，尤其是在指定的居所不具备炊饮条件或独立的卫生间，被监视居住人不得不在外面吃饭或出去上厕所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使得监视居住演化为变相羁押，从而会侵犯被监视居住人的合法权益；但如果将“固定住处”和“指定的居所”的空间范围理解得过大，一则不便监管，二则起不到监视居住的作用，造成对监视居住人放任自流，从而导致监视居住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混乱局面。
（二）执行难是监视居住最大的现实困境
无论是“固定住处监视居住”还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具体执行中都面临一定困难。“固定住处监视居住”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其一，可能导致控制的扩大及权利的侵犯。从理论上说，监视居住执行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而，只应监视被执行人。而中国以家庭为中心、家人共同居住生活的现状，加之实践中囿于技术化程度较低，多采用人工监视的方式执行，往往出现通过监视一家人来监视一个人的困境，从而导致控制的扩大，损害共同居住人的隐私和正常生活；其二，执行不便，效果不理想。一方面，虽然立法要求被监视居住人未经批准不得会客或通信，但是在一起生活的被执行人和其共同居住人的通信、会客很难做到明确区分，执行机关也难以做到恰当审查。另一方面，尽管被监视居住人的社会危险性通常不大，但如果严格执行，仍需要24小时不间断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监视”，这样就会大大增加执行机关的工作负担，执行机关妥当、有效执行监视居住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侦查机关的执行工作往往开展不便、效果不理想。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中的困难：首先是执行场所难以确定。监视居住作为一项强制措施，其本意应为保障侦查活动的顺利开展而适用。然而，在实践中，监视居住有时被当做一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惩罚手段使用，异化为“变相羁押”，从而造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的侵害。为了防止执行机关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障被监视居住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明确规定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一百一十条进一步明确规定，“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不得在看守所、拘留所、监狱等羁押、监管场所以及留置室、讯问室等专门的办案场所、办公区域执行”，同时，公安机关也不得建立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
（三）可能被滥用，轻纵犯罪
由于执行难，被决定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实践中基本处于没人管、没人问的状态，换句话说，被监视居住人事实上基本没受到任何约束。本来按照法律设置此制度的初衷，监视居住应当是一种仅次于逮捕而远远严厉于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而笔者之所以说监视居住“可能被滥用，轻纵犯罪”，除了监视居住实际执行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起不到应有的约束作用外，还在于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一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据此，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人不但在执行中基本没有受到什么约束，而且还可以折抵刑期。监视居住“可能被滥用，轻纵犯罪”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四项规定了，“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可以决定监视居住。至于什么叫“案件的特殊情况”？哪些情形属于“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法律对此并没有明确规定，赋予了决定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换言之，这个条件完全是个“软条件”，为办“人情案、关系案”大开方便之门，从而轻纵犯罪。
二、监视居住的破解进路
尽管学界对于监视居住制度，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废除论”与“保留论”的理论争鸣，但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既然新刑事诉讼法选择了保留这一制度，再去做这样的理论争鸣于实务操作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当务之急便是：如何用好这一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达到法律设置这一制度的初衷，或最大限度地防止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出现纰漏？ 应当说，作为取保候审与逮捕这两种强制措施之间的一种过渡，监视居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上文分析监视居住所面临的困境，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执行环节难以操作，所以才导致监视居住在实务中出现两种极端：要么过于机械严格，出现侵犯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情况；要么对被执行人不闻不问、放任自流，使得监视居住措施在实践中形同虚设。针对上文提出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应对解决：
（一）明确“住处”和“指定居所”的范围，并根据案件情况及被执行人社会危险性作出区分
由于监视居住本质上是一种限制而非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其要义在于将被执行人的活动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以便于侦查取证及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执行中应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为前提，以防止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限度，明确“指定居所”及“住处”的范围，允许其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而不能简单地将“住处”和“指定居所”等同于被执行人的房屋或某一封闭的空间。同时，应根据被监视居住人的社会危险性的不同及案件的不同情况，对允许被监视居住人的活动空间和范围做出区分。
（二）普遍采用“电子手铐”，解放警力，解决执行难
上文指出，监视居住的要义在于限定被监视居住人的活动范围，而实践中的苦恼在于，不可能派出专门警力对被监视居住人进行24小时全天候的监视。但不这样的话，被监视居住人又会到处乱走，从而达不到监视居住的效果。新的刑事诉讼法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法律支撑：第七十六条规定，“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电子监控的具体方式有很多，但电子手铐毫无疑问属于电子监控的一种。笔者之所以主张普遍采用电子手铐来执行监视居住，原因在于电子手铐自身的优势：它装有GPS+LBS定位系统，具有拆卸自动报警，防水，定时定位、即时定位，电子栅栏，低电报警等功能，携带相对简单方便。除了防止被执行人“干扰证人作证，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外，笔者认为，监视居住最主要的目的或功能，便是不让被监视居住人到处乱走，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指派专门的警来对被执行人进进长时间的盯防，显然成本太高！而电子手铐则可以达到24小时有效监控的效果。并且，一副电子手铐相对于一个警力而言，成本也低得多。最重要的是，被监视居住人一旦带上电子手铐，无论对于其本人还是对于其他人都能起到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为此，笔者强烈建议国家统一推广采用电子手铐，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监视居住的执行难问题，也才能让监视居住制度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只要监视居住的执行难问题得解决，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三）严格监视居住适用条件，加强法律监督，防止人为操作
针对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为防止人为操作，轻纵罪犯，一是公安法制部门在审核把关的时候，要严格标准，对于什么是“案件的特殊情况”？哪些情形属于“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判断标准是什么，等问题，明确证据规则与标准，必要时由司法解释或公安部以内部规定的形式加以明确；二是由检察院对公安办案加强法律监督，对于明显有问题的监视居住进行法律审查，从外部对公安执法进行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监视居住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一个环节，检察院作为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理所当然应对监视居住的决定及执行进行监督。此外，《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第四款还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而对于具体的监督程序、监督手段、监督保障等，尚需未来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加以明确。
三、结语
监视居住制度是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的一个重要强制措施，如果充分发挥其功能，必将对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刑事诉讼法对原监视居住措施进行“大手笔”修改的初衷。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刑事诉讼法没有（也不可能）对监视居住在实践中如何具体执行作出详尽地规定，这就使得这一制度在实务操作中大打折扣。其实，监视居住制度在实践中所有的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执行难”的问题。打破传统执行模式，在法律支撑的框架内，普遍采取“电子手铐”这种技术手段，不但可以大大降低执法成本，而且能够较为圆满地达到刑事诉讼法设置这一制度的初衷，从而使这一制度不再被“虚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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