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木版年画传承的是民间样式和画风，荣宝斋传承的是中国名画经典。发展创新现实主义题材的年画作品，依然是延续民间版画艺术的一条好出路。
关键词：绘画现实主义论文
印刷术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木刻雕版印刷在唐代已经流行。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金刚经》，印制于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是现存最早的印本书，其卷首的《说法图》是现存最早的木版画。其后，木版画的应用不仅在书籍中得到普及，还出现了佛画、门神、纸马、年画、笺纸等独立使用的品类。其中木版年画成为中国最为普及的一种绘画形式。中国各地的木版年画在题材、内容、形式、制作手法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点，又因地域、习俗、审美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而各具地方特色。在京津冀地区，有三大著名传统木版画，即北京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天津杨柳青的木版年画和河北武强的木版年画。这三地的木版画既各有特色，又有内在联系。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开始于光绪丙申年（1896年），在北京琉璃厂井院胡同设立了“荣宝斋帖套作”，刻印诗笺信笺，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饾版”（注1）印刷技术，后经一百多年的代代相传，发展成为能够手工印制丈二巨幅和绢本重彩的木版水印绝技。荣宝斋出品的木版水印作品主要是中国书画作品的复制品，其技术性大于艺术性，是中国手工水印复制行业的代表。它最大的特色是能够印制出宣纸水墨的墨色洇化效果，尤其是在天干物燥的北方，能够印制的水色淋漓，实属不易。天津杨柳青的木版年画产生于明代崇祯年间，在继承明代木刻版画传统的基础上，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创立了清新明丽、丰富细腻的艺术风格。它最大的特色在于手工绘染，其效果不仅使画面色彩丰富，而且色彩深浅变化细腻自然，特别是在表现人物肌肤方面栩栩如生。它的线版属于常规技术，只是有的作品刻制的更加繁复细致且尺幅较大。武强木版年画始于何时，尚无定论。据中央美术学院薄松年先生考证推测不会超过明代，但在清代康乾时期已经极盛却有据可查，至光绪年间可考的字号多达一百四十四家。至于武强是因何发展起来木版年画产业的，无明确记载，已很难说清，传说跟明初杨太监回乡开纸坊卖新年用的五色纸有关。武强的早期年画已无迹可寻，风格亦不可考，现存作品都是清代以后刻印的，就这些作品的风格而言是地道的北方味儿加民间味儿，线色分明、色彩浓艳、对比强烈、刻版粗放。总体来看，这三种木版画由于面对的消费群体不同而在风格上产生了区别。
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工序复杂，制作精细，而且多为名家名作的复制品，量少价高，消费者多为高收入人群，且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这使得荣宝斋出品的作品具有十足的文雅气和书卷气。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产生于经济发达的港口地区，主要消费者是城市居民，这就使它的风格多了几分俗艳的市井气和脂粉气。而武强木版年画兴盛于相对偏远的县乡，消费者是广大的农村百姓，作品量大价低，印制不拘小节，粗放率真，风格具有十足的民间味儿。作为中国北方具有代表性的木版画品种，荣宝斋木版水印、杨柳青木版年画、武强木版年画它们三者之间又有割舍不断的文脉渊源。首先，元明清三代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同时促进了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水平冠居全国之首，其中包括版画和版画插图。这可从上海嘉定明墓出土的北京永顺堂刻印的插图唱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代北京岳家书铺刻印的插图本《西厢记》（注2）得到佐证。北京雕版印刷的繁荣，为京津冀地区木版画的发展、兴盛奠定了基础。另外，据薄松年先生考证，上海明墓出土的北京永顺堂唱本版画插图与武强早期灯方年画的艺术处理极为相似，北京明清神祃与武强神祃样式形象也多相同之处，武强半印半画的戏曲年画和杨柳青年画非常接近，有的画样还相同。这都说明这三地版画之间存在着文脉联系。再有，中国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师生随校迁到邻近武强的辛集镇，在系主任江丰的带领下，考察研究以武强为中心的民间年画，走访民间艺人，收集民间年画作品，并把民间年画纳入学校教学和创作，后来这些华北联大的美术教师大都到了北京，而且许多都成为新中国美术界的骨干力量，武强民间年画的影响也随之带回了北京。解放初期，在河北石家庄成立的大众美术社（今河北美术出版社）录用了一些武强年画雕版艺人从事年画雕版印刷，在新中国建立后，年画的出版被现代制版印刷技术取代，这些武强艺人被调到北京荣宝斋继续从事雕版印刷。一九五八年其中有的雕版技师又被调到天津杨柳青画社从事年画雕版。如果说最初武强木版年画是受京津影响而发展的，那么建国后武强木版年画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京津。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的题材大致可分为神像纸马、戏曲经史、仕女娃娃、山水花鸟、民俗时事、喜庆吉祥、巧字成画等。其中，神像纸马和戏曲经史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木板年画的通用题材，其它题材因地域不同而有所侧重，杨柳青的美女娃娃让人过目不忘，武强的经史故事更有特色。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虽然未归入木版年画范畴，但从其工艺和用途来看也应归入木版年画系列。首先，中国传统的木版年画都是木版水印，只不过荣宝斋的作品分版更细、印刷更加讲究；其二，荣宝斋的作品在用途上与木版年画一样，都是为了走向大众，通过复制满足大众的欣赏需要，只是相对木版年画来说，荣宝斋的作品是限量版。
木版年画传承的是民间样式和画风，荣宝斋传承的是中国名画经典。荣宝斋木版水印、杨柳青年画、武强年画均在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门传统艺术看似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但通过笔者的考察调研，发现其中潜藏着危机，前景令人担忧。荣宝斋木版水印以复制中国名画而享誉于世，但在先进的现代印刷技术面前，显得落后而逊色，特别是以日本二玄社为开端的复制印刷技术的普及，对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有着巨大的`冲击。的确，荣宝斋木版水印在复制现当代中国名画方面或许可称“下真迹一等”，但在复制古画方面，特别是绢本绘画，其仿真程度实在无法和现代印刷制品相比。另外，荣宝斋复制的现当代名家作品，流入市场后，被不法分子充当真迹买卖而获取高利，使不少消费者受骗，荣宝斋其实是充当了造假窝点的角色，许多收藏爱好者对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持提防和反感的态度。我认为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复制品应该加盖复制专章来进行标识。同样，杨柳青、武强年画的经典图样，也大多被现代印刷所取代。在天津杨柳青古玩城的年画店，大部分年画的线版都已经是丝网印刷的，而纯木版手工水印的已所剩无几。武强年画的销量也非昔日可比，较大的订单就是用来制作挂历（注3），而挂历厂的订单也在逐年减少。不管杨柳青还是武强，市场上现在印制的年画样式都非常单调，更见不到有创意的新作品。六子争头和朱砂钟馗是这两地都在印制的画样，造型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杨柳青的六子争头是手工着色。杨柳青年画店中家家都有胖娃娃抱大鱼，而武强的年画店中神祃是主角。在画册和博物馆中见到的戏曲经史题材的大场面作品已经绝迹。有不少专家学者呼吁抢救和保护即将逝去的民间木版年画，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民间木版年画将来的命运依然令人担忧。不过，有些传统文化的消失或许是历史的必然。例如现在的印刷厂已经没有人再去雕版印书了；再有，几十年前，家家都自己用木版水印冥币祭祀祖先，现在的冥币都改成机器彩色仿真印刷了。另外，现代家居已经没有贴年画的地方了，中堂画换成了电视墙，落地窗帘取代了窗旁画，防盗门上贴个福字还要掏个洞把猫眼露出来。提起民间木版年画，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门神画、天地全神像；提到荣宝斋的木版水印，首先想到的是近现代名家的水墨画。其实，就传统木版年画的题材而言，有一类题材是被大家忽略了，而恰恰正是这类题材有可能使这门传统艺术得到更好的发展。这类题材就是传统木版年画中的现实主义题材，主要包括描绘现实生活的风俗画和时事题材作品。代表作如《士农工商图》（光绪，东丰台），《庄家人乐庆丰年》（光绪，东丰台）（注4），《同庆丰年》（杨柳青），《高跷会》（杨柳青），《庆赏元宵》（杨柳青），《北京城百姓抢当铺》（杨柳青）（注5），《农家勤忙》（武强），《四川真景全图》（武强），《河间府演大操》（武强），《两军大战南口》（武强）等。在武强年画发展史上，除了一直延续的传统题材外，为了适应时代欣赏需求而不断开拓与时俱进的新题材，从开始表现重大事件、新闻、新事物的年画到后来的“革命新年画”以及解放后的农林牧副渔年画。这些带有时代气息的现实主义题材年画作品，使武强年画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得以不断焕发青春活力，绵延不衰。特别是“革命新年画”时期，一批中国的优秀画家参与创作，涌现出了许多感人的好作品，还有些画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吸收借鉴民间年画的艺术特色，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黄永玉的《阿诗玛》组画和《齐白石像》人们可能比较熟悉，但如果说这是原创荣宝斋木版水印，一般人就不一定知道了。1953年，黄永玉受中央美院党委书记江丰委派，到荣宝斋跟随田永庆师傅学习木版水印技法，学成之后，黄永玉便在中央美院成立了木版水印工作室，继而创作了木版水印《阿诗玛》组画，成为中国版画史上的经典作品。从这些事例中我们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示，发展创新现实主义题材的年画作品，不能不说依然是延续民间版画艺术的一条好出路。有人说，最好的继承就是创新，这个道理或许对民间木版年画这门古老的艺术也适用。民间木版年画行业普遍存在创作人员紧缺的现状，更缺少专业创作人员的参与。现在的创稿师傅大都是民间画师，只是能够对老画样进行翻版，而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很少来干这一行，更不用说名家参与创作了。把民间木版年画技艺与院校艺术教学相结合应该是一种文化责任。近年来，为画家复制丝网作品在中国悄然兴起，这或许对中国传统木版画行业也是一种启示。用中国传统的木版画技术为画家提供服务，应该对画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我们衷心希望中国传统木版画艺术这朵艺苑奇葩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
[1]1956年3月号《美术》杂志王逊、郁风、张光宇、王树村、力群的文章
[2]薄松年著．《武强年画精选》，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9
[3]刘见，韩祖音编著．《中国杨柳青木版年画选》，天津：天津杨柳青画社，1999.6
[4]沈念乐主编．《琉璃厂史画》，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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