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底层文学成为一个热点。与底层文学遥相呼应的打工诗歌也掀起了较大波澜，以郑小琼为代表的一批打工诗人，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不可否认，打工诗歌着重为打工者立言，在生存中的现实性写作和底层中的群体性写作孕育着一种苦难、坚韧、抗争和激情飞扬的精神。随着文学思潮的不断变异，后现代元素的突入，打工诗歌身上或多或少也烙上了后现代的魅影。有论者指出:“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给文学史家带来不少困惑，甚至人们还未来得及确定其意义，它就已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后现代概念悄然于无孔不入，成为常态。恰逢其时的打工诗歌，其所具有的平民性、体验性、复制性呈现出后现代的特点，并孕育着对现存诗歌秩序尝试着进行解构的力量。目前，对打工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打工诗歌本体及打工诗歌对整个文化语境的重要意义上，对其进行后现代视域的观照，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和“挑战”精神。但是，对打工诗歌现象进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解读，应该不为过度阐释。
一、打工诗歌:话语形成与地方性特征
打工诗歌是对“打工”这一社会现象的文学反应。其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概念是指打工题材的诗歌，凡是以反映打工者生活和打工者精神面貌的诗歌都是打工诗歌;狭义概念是指只有打工者创作的表现打工者生活和打工者精神的诗歌，才是打工诗歌。在本篇文章中，概念的范畴所指为广义的打工诗歌，尤其强调的是对打工诗歌现象的整体考察。
打工诗歌发展至今已有将近30年的历史。随着创作群体的逐渐增多，作品、论文、期刊、研究成果不断的增多，尤其是2005年前后，打工诗歌得到了“井喷”式发展，打工诗歌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打工诗人积极奔走，自办刊物、成立自发性组织机构，搭建打工诗歌的发表阵地和平台，把打工诗歌推入文学前沿。郑小琼、谢湘南、柳冬妩、杨宏海等诗人及批评家积极努力，为打工诗歌的崛起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使打工诗歌逐渐发展壮大。正如诗评家王士强所说:“打工者群体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的，打工诗人的群体也有一个发展、壮大，逐渐由单打独斗、自说自话到找到同好、形成写作圈子，并逐渐形成和找到‘组织’的过程。”
杰姆逊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全球化’的现象，确实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被看作是后现代的某一面。我不是要说后现代带来了全球化，但是通过观察全球化带来的一切，我们每个人都能丰富关于后现代的描述。”杰姆逊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后现代思潮与全球化的关系。在后现代思潮的涌动下，全球化作为后现代某个侧面而不断延展。西川在对全球化概念进行解读时曾指出:“全球化指的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政治一体化，甚至世界军事一体化，世界市场一体化。但是文化领域里，全球化讲究文化的多元性”“人们有了一种对于本地生活、地方性生活的需要。人们不再愿意重复曾经的高强度的意识形态化生活。”西川对于全球化的理解，突出了文化领域的多元性，而文化领域的多样态关键在于多地域文化的呈现。全球化蜂拥而来，其重要影响是地域性概念越来越受到器重。
二、后现代语境下打工诗歌的生存策略
从文学思潮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是以对现代主义的解构为初衷的，因而后现代主义拒绝贵族化而呈现平民性、拒绝超验性而强调体验性、拒绝原创性而凸显拼贴性的特点。打工诗歌甫一出生，就具有与后现代主义“合辙”的特点。在后现代主义大气候下，打工诗歌并没有出现水土不服，而是顺势而为，融汇平民性、体验性、复制性作为自己的生存策略。
(一)打工诗歌的平民性。后现代主义主张要创作生活化的艺术，突破艺术和生活泾渭分明的界限，强调艺术对日常生活进行扩张和渗透，普通大众拥有艺术创作和鉴赏的权利，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是入世的、生活化的。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后现代主义)力求摧毁高级现代主义文化的吓人光圈，并代之以一个更民众性的、更投合使用者的艺术。”如果说现代主义具有反大众的倾向，“危襟正座”而陶醉于自我的“小情小调”，那么后现代精神则秉持一种嬉皮士气质，嘻哈之间深入到大众中，得到了大众的青睐。后现代主义解构了艺术向哲学僭越的倾向，使诗歌走进大众。
(二)打工诗歌的体验性。诗歌本是超验的艺术，于体验之上经由艺术的手段进行超拔。现代主义诗歌强调诗歌的超验性，侧重于对诗艺的沉迷。后现代主义主张追求去深度的平面化，强调反对现代主义中智慧的痛苦和忧郁，主张艺术从阐释回摆到体验，艺术对哲学的僭越返回到感性本身。对于打工诗歌而言，打工者底层生活的切身体验成为打工诗歌重要的题材来源，表现出对“打工”生活的切身体验。
打工诗歌着重表现作者的体验性。在后现代语境中，日常生活与艺术表现直接对接，诗歌表现日常的东西，不是特意而为，而是生活自成为艺术。日常生活体验成为后现代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打工诗歌的体验性就是打工者把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的所看、所感、所思，都融入诗歌之中，用诗歌文本表现出来，打工诗歌的可贵之处在于打工者用自己的眼睛打量人生，用自己的心灵感知社会，用自己的语言创作诗歌。走进打工诗歌，人们感觉到诗中游动的就是诗人“自我”，而不是“他者”。诗评家王士强一语道破:打工诗歌“因内在‘元气充沛’，是融入了写作者的生命与情感的，因而可以打动人，具有感人的力量，这些作品包含了千千万万打工者的生活经验和心路历程，折射出了这个时代广泛而隐秘存在的事实”。
(三)打工诗歌的复制性。后现代主义主体和自我零散为碎片，创作个性风格的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拼贴和复制、“拼盘杂烩”(杰姆逊语)、机械的复制工作、无限的生产类像。杰姆逊曾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在后现代语境下，消费主义浪潮席卷一切，整个社会的一切都成为消费品。消费成为社会的主导，商品可以被消费，诗歌也可以被消费。
三、打工诗歌:尝试对现存诗歌秩序解构
秩序是一种既定的程式规范。在任何领域，秩序都或显或隐地存在着，诗歌也不例外。诗歌的秩序不是受某个人一己之力的操控，而是诗歌整体力量的“动态平衡”。但其中起核心作用的往往是诗歌的主导力量。后现代主义起源于人们对现代主义的不满，主要在于对现代主义过于精英化、过于晦涩难解、过于形式主义的不满。这种不满产生了超越现代主义的冲动，逐渐汇聚成反拨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实质归根结底就是对现存一切秩序提出挑战，积蓄着强大的解构力量。打工诗歌的存在，尝试着对现存诗歌秩序解构。
(一)打工诗歌解构了娱乐化的写作态度。娱乐化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键词之一，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诗歌创作如今似乎已然成为一种娱乐产品，个人的游戏、消遣、娱乐尽显诗歌之中，而意义、价值、真理已不是诗歌的负载。在这种状况下，创作者的心态是放松的，既没有现实的神圣使命，也没有历史记忆的苦难伤痛，更没有精神诉求的负累。创作的作品既不是精雕细琢的，也不是刻意求深求新的，而是任性的、诙谐的、戏剧化的、充满喜剧精神的。对大部分人来说，写诗就是为了“好玩”。在“后口语写作”者看来，口语的适度调润，就能创作出优秀的诗歌。伊沙、刘川等人的诗歌固然存在多种视角的解读，但其后现代角度成为公认的有效解读视角之一。在伊沙、刘川等人的诗歌创作中，善于利用诗歌的张力来营造一种出其不意的效果，嬉笑中引起读者深刻的思考。诗人首先拉开架势，营造出一种一本正经的气氛，然后又巧妙地利用嬉皮士精神，在轻松幽默戏谑中呈现一种出其不意的结局，最终使诗歌呈现出黑色幽默的风格。
(二)打工诗歌解构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格局。诗歌秩序是一种无形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诗歌话语逐渐演变成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主要的话语系统。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末，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进行了白热化的短兵相接，双方都不承认彼此对对方的讨伐具有诗歌话语霸权的动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互不相让、争吵不休之时，打工诗歌对双方的争端不参与、不介入，而是埋头积极地进行自己的创作。在后现代语境下，诗歌秩序权利的争夺异常激烈，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的争论被评价为“权利的分边游戏”(张闳语)。新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矛盾并没有调和，虽然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由于对诗歌观念认识存在分歧而造成的敌视却一直存在。双方都各守其“政”，在各自的轨道上继续运行，互不干涉，却也一时平静。但是，平静并不代表分歧的自然抹平。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仍各执一词，都在试图用自己的写作证明自己所持理论的正确。
打工诗歌既没有知识分子写作那种深邃的思想、复杂的感悟、洞察历史的穿透力，也没有民间写作那样精巧的灵活、智慧的机辩、独到的历史洞察力，而是凭借自身的潜滋暗长、独善其身地不介入各种纷争，默默地自我发展壮大，客观上也是对自我生长的鼓励。打工诗歌的存在尝试着建构起一种对现有诗歌秩序地冲击，诗歌不再对现实世界漠不关心，在打工诗人看来，诗歌的意象、情感等皆来自现实世界，打工诗歌应与现实保持对话。
(三)打工诗歌解构了南方诗歌和北方诗歌的秩序。按照诗歌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讲，“诗歌写作总是要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进行，也就是地域决定了诗人写作行为的空间范畴，地理景观和地域文化对诗歌写作总是存在或隐或显的影响，而诗人的写作往往也被看作是某一区域的文化表征”。这段话说明空间的地域对诗歌创作存在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诗歌按空间地域的划分，一直存在南方和北方的概念。一般来说，南方诗歌受到岭南文化和吴越文化的熏染，整体上呈现出阴柔、恬静、忧郁的特点，“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撑着油纸伞”等抒情意象表现出南国少女般温文尔雅，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诗歌即是如此;而北方诗歌则受到燕赵文化和萨满文化的影响，侧重表现出阳刚、力量、畅快的风格特点，如以庞壮国、岛子、梁南、潘洗尘为代表的北大荒诗形成了以阳刚为主的诗歌形态，具有苍健沉约、质朴诡奇的特点，腾生出一种“别样风格”的诗美。
打工诗歌的多维解构，对诗歌的公共性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这种进行尝试解构的背后，是对打工诗歌本身意义的一种强调。打工诗歌与时代进行角力和对话，是诗歌公共性属性的延展。打工诗人穿透历史和现实的迷雾去挖掘词语的真相，将语言从远方拉回到时代与生活的现场，形成对时代和社会的审视，这种审美意识对于构建诗歌的公共性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