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于缺乏兴办新式教育的经验，近代中国兴学观念、学制系统乃至一些具体措施，都来自对西方国家的模仿；由于缺乏兴学资金，政府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由于引入的是异质教育，教育与社会生产、生活长期难以适应。由此形成近代中国兴学过程中的三个鲜明特点：模仿发达国家的教育，广泛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教育活动，教育变革与社会发展处于难以适应之中。
[关键词]近代中国；兴学； 模仿；民众参与；不相适应
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动因，主要不是来自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而是社会变革。如果说思想与政治变革为教育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舆论氛围与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则是教育变革的重要原因。由于近代中国是“受外力刺激与挑战而从事工业发展及社会、政治变革的一种外发性的现代化”[1]，在变革过程中呈现出一些不同寻常的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教育上则是：兴学观念、学制系统来自对国外的效仿；办学经费依靠民间的捐输；教育与社会生产之间呈现出适应中的不适应。这些特点相互区别，但又密切联系。它们形成于近代中国兴学过程之中，又对当代中国教育改革有着现实的参照意义。
一、 从“药方只贩古时丹”到“药方只贩外人丹”
有学者将近代之初清政府对教育的整顿路径，形象地称为“药方只贩古时丹”[2]。教育中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清政府因循祖宗成法的思维惯性有关，但又不限于此，生产力发展乏力是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生产力领域没有发生变革，没有为教育变革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没有产生强烈的教育需求，社会生产中所需要的知识也没有进入教育领域。教育沿着原有的轨道并不断地从固有文化中汲取养料而得到发展。然而，这种教育辅以僵化的制度，陷入教育愈发展，社会愈乏发展动力之怪圈。这种状况随着西方列强入侵而来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变得更为明显。
在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化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开始起步，在被动中模仿或移植着西方社会的某些措施。经济的早期现代化同样带有明显的移植痕迹，移植范围包括中国以往没有的产业部门或已有但以不同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部门。这种移植的产业部门一旦进入中国，便显现出其优越性，尤其是以科学技术为内在驱动力、以机器使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入，使中国固有生产方式的落后暴露无遗。新型生产方式所显示的优越性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关注，以新的生产方式从事经济活动，成为近代中国人抵御经济侵略、求得富强的主要途径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愿望愈加强烈。在固有教育难以满足新的生产方式对人才的要求时，变革教育的呼声出现，并急剧高涨。这种舆论与生产领域的实践活动遥相呼应，壮大了要求教育变革的力量，近代教育开始萌动。
在缺乏创办新式教育经验的情况下，近代教育基本是采取模仿的方式得以展开。模仿内容不仅体现在学制系统、教育观念上，甚至体现在专业选择和课程设置上。就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商业学校课程设置而言，几乎是日本的翻版 以清末高等商业学堂为例，共设课程18门：商业道德、商业文、商业算术、商业地理、商业历史、薄记、机器工学、商品学、理财学、财政学、统计学、民法、商法、交涉法、外国语、商业实践、体操。据周学熙《东游日记》记载，这样的课程设置几乎是日本高等商业学堂课程设置的翻版。见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7；中等商业学堂所设13门课程中，仅比日本多了理财大义、商业实践，少了速记术，其余则完全相同。见曾治平.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校史[M].武汉：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1997.10.；而且“各种科学书，中国尚无自纂之本……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3]（Ｐ214)；至于雇佣洋教习、大批派遣留学生，不余遗力地翻译西书、介绍西方教育理论与实践，无不显示出“药方只贩外人丹”的特点。这种移植国外教育的.情形贯穿于近代中国乃至解放后的新中国，出现了与“药方只贩古时丹”相对应的“药方只贩外人丹”的状况。黄炎培于1930年代在他的《中国教育史要》中，对这种效仿国外教育的做法给予概括：
中国最近时期……种种变化，都是外烁的，不是内发的；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这是很明显的现象……吾们先求教育跟上人家，慢想超过人家。宗旨并精神上须不失自尊自立，方法上还须择善而从，若并模仿而以为可耻，是永远没有出息的了。[4]
黄炎培清楚，西方教育是先进的，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希望在“不失去自尊自立”的前提下，通过模仿进而达到超越的目的。然而，如同美国比较教育专家阿特巴赫所言：“美国的改革和实践，在考虑解决其他地区的问题时可能是有益的。美国处理的挑战，其他国家也可能遇到，可能提出一些新的思想和方法，这些观点可能是相关的。但是利用外国的模式来解决它们国家当前的问题看来是不可能的。”学习或移植别国文化教育是促进本国文化教育发展的一个途径，但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辅以融合、吸收，解决好移植与同化的矛盾，寻求二者的统一。否则，不仅引入的教育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教育对其他社会部门的促进作用受到影响，而且也为教育本身发展带来不良后果。“学校的实践应该尽可能与本地的需要相联系。以借鉴外国的模式和技术为一方，以发展本国的模式为另一方，这二者之间的斗争是复杂的。”[5]近代中国教育恰恰在处理这种“复杂的”“斗争”时遇到障碍，为教育目的的实现及教育自身的发展带来了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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