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徐复观对“五四”时期非孝思想的反思论文
“五四”时期,陈独秀、吴虞、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终结了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地位;而作为儒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孝道首当其冲。在经历了“五四”时期暴风骤雨式的批判以后,徐复观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非孝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并以理性的态度分析并挖掘传统孝道思想中的新价值,力图对传统孝道进行自觉的维护与重建。在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等问题日益突出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构建现代积极而和谐的孝道文化已成为重要课题。“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对传统孝道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们的基本观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其一,孝道助长专制统治。“五四”燘才期的思想家认为,封建统治者之所以提倡孝道,就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封建统治者通过“移孝作忠”的手段,将原本作为家庭伦理规范的“孝”加以改造、利用,使其成为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因而这一时期思想家批判传统孝道的关键点集中在“忠孝合一”、“移孝作忠”之上。陈独秀指出,“孔子之道,以伦理政治忠孝一贯,为其大本,其他则枝叶也。故国必尊君,如家之有父”。对封建统治者提倡孝道的原因,他也有深刻的论述:“宗法社会尊家长,重阶级,故教孝;宗法社会之政治,郊庙典礼,国之大经,国家组织,一如家族,尊元首,重阶级,故教忠。”
其二,孝道维护家族本位。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中,传统社会的宗法家族组织一直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因而,“五四”时期的'激进思想家在抨击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对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也发起了猛烈的批判。陈独秀尖锐地指出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四种危害: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养成依赖性,戕害个人之生产力。他断言,中国社会“种种卑劣、不法、残酷衰微之象”皆由此而产生,因此必须以“个人本位主义”取代“家族本位主义”。吴虞认为,家族制度是专制主义存在的根据,中国“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 “以家族的基础为国家的基础,人民无独立之自由,终不能脱离宗法社会,进而出于家族圈以外”。
二
针对“五四”时斯非孝思想中存在的问题,徐复观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他在肯定“五四”时期非孝思想合理之处的基础上着重指出了其偏颇所在。总的来说,“五四”时期的非孝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偏颇。
其一是以偏概全。传统孝道中的“忠孝混同”问题是“五四”时期思想家批判的重点,对这一问题理论层面的合理解答,是回应“五四”时期孝道批判的关键所在。为此,徐复观通过对孝道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梳理,将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主张的孝道思想和《孝经》中“忠孝混同”的孝治思想明确区别开来。在他看来,“忠孝合一”、“移孝作忠”只是《孝经》中的思想,它并不是孝道的真正内涵,它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主张的孝道思想是不相符合的;若因此而全盘否定孝道,则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其二是因果颠倒。在对孝道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梳理、風别之后,徐复观又通过对学术思想与封建专制政治因果关系的阐释,指出了“五四”时期对传统孝道产生种种误会与曲解的根本原因,在于从根本上颠倒了学术思想与封建专制政治的因果关系。
三
站在维护儒家的立场反思“五四”时期的非孝思想,徐复观的论证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这主要体现在对孔子尤其是孟子的孝道思想之于政治的正面影响有过分抬高的倾向,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批评也过于情绪化。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徐复观反思工作的积极意义。正如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所说:“徐先生是中国思想史专家,对传统思想能做切近资料的分析,虽宗于儒家人文理想,由于现实政治的经验,对传统专制文化在现实历史中造成的种种弊端与罪恶颇多揭发。”徐复观对传统孝道思想在封建专制政治之下所受到的影响与歪曲的事实的揭示,很大程度上澄清了“五四”以来对传统孝道的种种误会与曲解;他对传统孝道真正内涵的阐发、对传统孝道现代价值的挖掘,是解决“传统孝道如何走向现代”这一问题所做的具体而大胆的尝试。徐复观所做的这些努力,对我们今天构建现代孝道文化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精神和生命的象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传统孝道中尊老、敬老、感恩、孝亲等优秀传统,经过广泛的实践和历史的积淀,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因此,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的当代新孝道,必然要来自于对传统孝道中积极因素的历史继承,必然要立足于我们的“孝”文化传统,从我们优秀的“孝”文化传统中汲取“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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