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的革新和贡献论文
在历史学研究领域有许多著名人物，比如以绝对精神作为世界历史发展始因的黑格尔，还有从物质生产角度解释历史发展的马克思，还有提出历史重演理论的柯林伍德，他们都对历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如果说学术流派对历史学研究影响最大，恐怕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法国的“年鉴学派”。
一、年鉴学派的兴起
“年鉴学派”诞生于1929年，其诞生的标志就是年鉴学派第一代的领袖人物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于1929年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杂志创办以后，费赫尔和布洛赫有了自己展示思想的阵地。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1945年，可以认为是年鉴学派的萌芽期，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对传统史学进行革新。在传统史学研究中，历史学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政治发展史上，对其他领域的关注度不够。但是年鉴学派的学者们反对这种历史研究方式，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地理、人的心理等诸多方面都是历史研究应该关注的范畴。他们认为史学研究应该打破原来学科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史学研究者既要继承前人的经验，又要有自己的特点。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费赫尔和布洛赫在继承传统史学一些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史学研究的革命。
这种革新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年鉴》杂志彻底创新了史学论说。首先，正如杂志标题所表明的，它尤其注重曾遭忽视的经济和社会现象。”费赫尔和布洛赫等人开始把经济和社会现象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进行研究，费弗尔借鉴并改造了涂尔干学派社会学家弗朗索瓦·米西安创立的依靠统计工具来揭示和影响历史的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将其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进行尝试。而真正将弗朗索瓦·米西安的成果运用到史学研究领域并促成史学革命的是史学家欧内斯特·拉布鲁斯。“欧内斯特·拉布鲁斯曾受到年鉴学派的高度追捧，甚至在生前就被立为偶像。该学派认为，是他开创了基于统计学、计量化和长短周期研究的经济史学。年鉴学派为促进经济史学做出了贡献，但其目的并非给史学列车上再挂上一节新车厢，而是要把某种重要解释因素纳入对过去和当前社会的研究。因为，和苛刻的史学专业相比，经济学方法属于更广泛的研究方式，并有助于社会制度的合理化。”除了对经济史的重视之外，年鉴学派还把地理学放进了历史学的视野之中，布洛赫把和土地相关的.人口、土地、家族关系等都纳入了其视野。为了更加全面、客观的研究历史，费弗尔和布洛赫还把人的心理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费弗尔更重视纯粹的心理忧虑和个人与心态世界的冲突，并努力探讨心态世界。他把史学家的任务确定为: 把作品与其产生的社会心态条件联系起来。这样一来，他便在传统的思想史中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因此他也被誉为“心态史创建人”。第二、除了把经济和地理、心态纳入历史研究的版图这一点外，年鉴学派第一代的创新之处还在于他们对问题史学的推崇和宣扬。费弗尔和布洛赫都认为，历史学家在进行史学写作时，不应该仅仅根据所掌握的史料进行写作，还应该坚持问题导向，对所掌握的史料提出问题，在围绕问题进行史学撰写。
二、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的提出
在费弗尔和布洛赫对史学研究做出革新的基础上，法国年鉴学派在1945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进入了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也被认为是年鉴学派的鼎盛时期。布罗代尔最具标志性的思想就是长时段理论。他把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长时段以一个世纪或几个世纪为单位进行计算的;中时段是以10-50年为单位进行计算的; 短时段是以年月日为单位进行计算的。“其中的长时段属于原因性时间，它是人类和事物演变的基础，并以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作为参照。”布罗代尔之所以如此重视长时段，是因为在它看来在历史时间中长时段处于最深层，只有把握它才能准确客观的认识历史。在布罗代尔看来，经济变化、政治变革等大多属于段时段和中时段的历史现象，虽然表面看经济政治现象具有很大的力量，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它们对历史的影响并不大，真正对历史演进构成深刻影响的是文化等长时段现象。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包括三个内容：“第一，因历史的不同层次，历史时间也不是一元的，而是划分不同层次的;第二，历史是划分层次的，有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第三，只有长时段的历史才是历史的深层次，决定历史的走向。”布罗代尔把历史划分为三个不同时段，并指出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不同地位的做法为历史学家开辟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模式。由于“长时段”的时间跨度大，要想研究对其进行研究就必须在研究过程中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种因素，进一步推动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研究方式。
三、碎片化的“新史学”
经过两代年鉴学派学者的努力，传统史学研究的方式由过去只重视政治史转变为对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诸多要素的重视; 由过去的事件史研究逐步转变为对长时段历史的研究。但是1968年以后，以安德烈·比埃尔吉尔与雅克·雷维尔为代表的第三代学者开始了他们的“新史学”的革新。而他们的革新看起来非但没有继承前两代的衣钵，反而表现为一种“叛离”。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席卷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反对中心主义、反对基础主义，主张碎片化。史学研究领域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往宏大叙事的历史研究模式无法再被人们所信服，宏观历史解释逐渐被微观历史解释所取代。因此，以往年鉴学派提出的总体史和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方式都被难以在得到以碎片化的历史解释为潮流的历史学家的热爱，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历史中发生过的事件成为了史学家热衷研究的对象。总体史与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模式不再被第三代学者所推崇，而是出现了三个新的趋势——史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政治史地位的回归和叙事史的复兴。这三个新的趋势可以说是对前两代年鉴学派学者的一种“反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转变，主要原因就是时代环境的变化。“进步理念的危机促进了前工业文化的复兴。因此新史学全身投入对传统的探寻，并更注重反复性事物和个人的曲折经历。由于没有集体计划，这种研究变得更为个体化和局部化。在研究中，史学家把历史上的重大时刻和人为的转折抛在一边，而唯独看重百姓生活的记忆。”
其实，无论是总体史、长时段还是“新史学”都是年鉴学派学者为了改进当时历史研究中所存在问题而提出的具有革新意识的思想，正因为法国年鉴学派所延续下来的这种革新精神，使得这一学派在史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年鉴群体三代人突出的成就，在于开拓了广袤的史学领域。这一群体已将史学家的领域，拓展至出人意表的人类活动领域及传统史学家忽视的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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