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清朝末年著名学者。一次，他在香港参观访问中，意外地遇到了一位同乡人陈焕鸣。陈氏精通英文，才华出众，曾任中国驻日本公使馆的英文翻译，后弃官稳居于香港。他搜罗日本群书，藏于住所。在陈焕鸣家里，康有为看到了这些丰富的藏书。
从香港回来后，康有为在家里埋头研究经籍和公羊学，一度撰著《何氏纠缪》，批评今古经学家何劭公，认为批判不当，就将原稿烧了，是康氏对今古经学学术态度转变的起点。继而精研唐宋史及宋儒之书，博求旁征，每日读书以寸计。康有为读书的刻苦精神是十分动人的，他每天早上抱一批书，向桌子上一放，右手拿着一把锋利的铁锥子，猛力向下一扎，锥穿两本书，今天就读两本书，锥穿三本书，今天就读三本书，每天不读完这“一锥书”，决不休息。他目光炯炯，读书就像吃书一样，时间久了，眼皮也闭不起来，臀部也坐起了核刺，连续割治两次不愈，多年流水淋漓，给他带来很大的痛苦。
1882 年5 月，他去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秋天南归途中，特意游览扬州、镇江、南京，泛舟金焦二山、登北固楼，游明故宫，目睹往日繁华的扬州名园都变成了瓦砾场，只有几株环城的垂杨在秋风中摇曳。他站在明孝陵前倒地的石螭头上，抚摸着墓道旁的石人，俯视大江南北，见黎民百姓在饥寒交迫中受煎熬，他感叹万分，心中深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忧。
路过上海时，他特意到租界的“十里洋场”兜了一圈、发现在堂堂华夏大地上竟然出现了“国中之国”的怪现象，康有为痛感国家主权的沦丧和中国人的奇耻大辱。同时也看到了它的繁华，觉得西人的治术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在强烈的时代感和民族的责任心的推动下，这个年仅25岁的青年人，开始跳出八股制艺的拘禁，向西方世界投去了更多探索的目光。
康有为大批购买外国书，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大讲西学，振奋精神，开始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康有为仔细地研读西书报纸，以及中国人写的外国游记，从中了解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历史地理和人情风俗，还攻读了不少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书籍，尤其是天文学、物理学和古地质学，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