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妥协
伽利略生活的年代，正是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兴起，黑暗的“中世纪临近尾声的时期。从罗马帝国继承下来的天主教会，对当时的欧洲国家政权仍然起着很大的控制作用，宗教法庭可以随意逮捕、审判、拷打乃至处死所谓的“不敬神者”。在当时，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都被置于神学婢女的可悲境地，人们只能依据《圣经》和教会所支持的几种学说，来解释一切事物和现象，谁要胆敢越雷池一步，就要被当作异端，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
但是为了使“日心说”能够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伽利略仍然积极进行宣传，他试图邀请巴都亚大学的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者们，亲自用望远镜进行天体观测，不料，却遭到了拒绝。他们非但不承认可观测的事实，反而变本加厉地对伽利略及他的望远镜进行恶毒的攻击。他们骂伽利略是个“骗子”，称他看天用的管子，是根“魔管”。还有一个天文学家竟说：“人有七窍，天有七政，即日月水火土金木，木星怎么会有卫星存在呢？”“假如像伽利略说的那样，要增加星的数目，那不是全部系统都要垮台了吗?”面对这些无知的恶意攻击，伽利略并没有被吓倒，反而坚定了他把自己的新发现写成文章，公之于世的信心。后来，伽利略又通过观测发现了太阳黑子，并根据黑子在太阳表面位置不断变化探明了太阳的自转。伽利略越来越相信“日心说”的正确，逐渐成了哥白尼学说的忠实拥护者和宣传者。
“太阳中心说”可以说是对宗教教义一个彻底的否定，它直捣教会的致命之处。因此，为了消除伽利略对宗教教义的“亵渎”，1633年2月，宗教裁判所再次把伽利略召到罗马。这时伽利略已年近70，身体虚弱多病。教廷竟对这样一位老人进行了长达数月之久的审讯和折磨，强迫他承认“错误”，并作出如下荒谬的判决：
“为了处分你这样严重和有害的错误与罪过，以及为使你今后更加审慎并给其他人做个榜样，我们宣布，用公开的命令禁止伽利略《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判处暂时把你关入监狱内。”
从此，伽利略失去了人身自由。来探望他的朋友和亲人都苦劝其认罪，他的女儿舍勒斯特也写了许多信哀求他悔罪。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伽利略的.内心经过一番激烈而痛苦的挣扎，当他又一次被带到宗教法庭接受审讯时，他无奈地宣布放弃自己的主张。 ? ?
在这种情况之下，伽利略作出妥协和让步，算得上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在当时，他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妥协，要么被捆在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上。而如果伽利略作了后一种选择的话，那么人类知识宝库中将至少失去《关于两种新科学对话集》和《对话》附篇这两部巨着。因此，对于一个被长达数月折磨的虚弱老人来说，伽利略此时的让步，既是出于身心的无可奈何，也是一种斗争的艺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然而对于伽利略本人来说，虽然部分地摆脱了肉体的痛苦，但更难忍受的是精神重压。一个把追求真理当做自己终身信条的伟大学者，在谬误面前做出妥协、让步，这种精神方面的痛苦、内疚更胜于肉体的痛苦。因为他知道，作为支持哥白尼学说的一面旗帜，他的倒下，影响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信仰和研究工作，也势必会影响到公众对“日心说”的看法，影响到“日心说”的继续传播和发展，从而影响人类对于整个宇宙的研究和探索。在伽利略看来，这是对真理的亵渎，是对科学的犯罪，是不可容忍的。这种沉重的负罪心情一直折磨着他，使他寝食不安，原来就十分憔悴的身体，变得愈来愈虚弱。
尽管伽利略违心地做了妥协，尽管他从此不得不放弃天文学研究做了宗教裁判所的囚犯，但他的科学研究活动却一刻未曾间断，只是把研究方向转向了力学。然而，女儿的逝世和自己双目失明的不幸又接踵而至。可是，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伽利略仍坚持完成了《关于两种新科学对话集》这本物理着作的写作，大胆地叙述了物体的各种问题。直到去世前夕，伽利略躺在病床上仍在进行机械设计和指导学生进行摆的研究工作，并把用摆来调整时钟运行的想法，口述给了他的学生析利，并经析利整理后作为《对话》的附篇发表了。
强权改变不了真理，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为伽利略作出了公正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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