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西安名医世家与一位上海支内姑娘之间回肠荡气的友情故事。年幼的她因这位上海"袁姨"的印象而有了深深的上海情结。
后来袁姨回到上海的老城厢，等到再次去西安找他们一家时，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错过。
她的母亲想方设法找袁姨，但直到离开人世也未能完成心愿。她通过晨报倾诉呼唤袁姨---
10月31日，读者郭阿姨给我寄来一封笔迹遒劲、情真意切的信件，提到最近晨报倾诉刊登的《能续否，花季友情》（详见10月25日A22版）一文，她说自己是西安人，因种种原因，家里几代人都有着深深的上海情结。如今她和丈夫已定居在上海，特别希望通过晨报的这个版面，寻找母亲生前的旧同事兼好友，上世纪50年代在西安支内的上海知青袁文娟阿姨。
很快，我见到了郭阿姨和她的丈夫李老师。漂亮开朗的郭阿姨特意带来了珍贵的家庭照片，经她介绍，我才知道照片中的几个娃娃如今都“术业有专攻”，大哥是陕西知识界的著名学者，郭阿姨本人是党政机关的负责人，而小弟则是前不久曾在《申江报务导报》“招亲”的雷老虎郭良，不仅是货真价实的明星，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
备受好评的上海姑娘
我出生于名医世家，解放前父亲在西安开设私人医院，是当地第一位学有所成的西医，解放后出任西安防疫站的站长。受他的影响，母亲也有志于学医，通过考试拿到了产科的行医执照，出任西安北关妇幼保健站（位于北关正街，北关联合医院的前身）的站长。从我记事起，父母就都是大忙人。建国初期，百业待兴，保健站的任务很繁重，因此尽管我年纪很小，母亲还是整天背着木头小药箱出诊，“狠心”地把我和哥哥关在家里。
母亲当时有三位特别要好的女同事，四人中她排行最大，张阿姨排行第二，赵阿姨排行最末，而排行第三的就是上海来的袁阿姨。袁阿姨算得上是第一批支援西部、开发西部的“东部人”。那时的西安还很闭塞，外地人不多，而来自东海之滨的上海人就更稀罕。作为保健医生，袁阿姨没有半点大城市娇小姐的作派，不分白天黑夜，一有病人家属来找，背起药箱就出发，其医德和医术都备受当地群众的好评。在北关工作的那些年里，恐怕袁姨自己也记不清接生过多少小宝宝了，但我记得很清楚，小弟郭良正是在袁阿姨的精心照顾下呱呱坠地的。
李老师在旁边插话：“五六十年代的北关属于西安的‘落后’地区，出了城圈儿就是庄稼地。”郭阿姨也补充：“是啊，我小的时候听说城外还有狼呢，所以袁阿姨和我母亲每次出城给农村的产妇做复查，还要带棍子防身。”想像着两个年轻的女医生深夜出诊的情形，我的'心一动，眼底有点潮乎乎的。
我还是得强调一句，袁姨那一代开发西部的上海知青，条件很艰苦，他们响应国家号召，是抱着一颗扎根农村、扎根边疆的心来的，并不知道何时能回家乡，也不清楚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考验。不过，正像一部老电影《上海姑娘》所展示的，那时的人很单纯、很乐观，对于物质生活没有奢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西北一直工作到退休，好些连子女也留在了内地。
凭着我的百日照找到她家
成家前，袁姨一直住在保健站的二楼宿舍，自己开火做饭太孤单，她就经常和我家搭伙。据母亲回忆，袁姨心特别细，三个孩子中对我尤其关注，只要我念叨一句想吃鱼了想吃虾了，她就会起个大早，四五点钟跑到西安当时唯一的水产一条街———炭市街去买来鲜鱼鲜虾，烧好了大家吃。尽管在西安生活多年，她还是保持着上海姑娘爱吃零食的习惯，房间里储备了不少上
海寄过来的糕点，可她自己却不爱吃，最喜欢在我吃点心的时候，从我嘴边抢下一块来，说这样吃着才香甜。我还记得一件小事。也许因为是医生的缘故吧，母亲平时总教育我们，不能挑食，五谷杂粮各有各的营养。袁阿姨好像不太爱吃胡萝卜，有一次就当着我的面跟母亲“抬杠”：“我说大姐，在你嘴里那胡萝卜和白菜就好像人参一样，那还有啥东西没营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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