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箍篓，是过去东北农村家家都有的一种供母鸡下蛋的用具，中间肚儿大，两头口儿小，用谷草拧制而成，可为下蛋的小鸡遮风挡雨。挂在农家窗子旁边的土墙垛上，约一米多高，其高能防猪狗等破坏，屋子里的人又能看护里面的鸡蛋是否被盗。儿时的记忆中，每逢夏季母鸡“开张”，便为童时的我们增添了无限希冀，一方面鸡蛋可为我们这些一年吃不上几顿肉的孩子们打打牙祭，另一方面家里的一些生活用品可用鸡蛋来换，小至冰棍、冰糕、方格本、演草本，大至油盐酱醋、大米、白面等，那时的鸡蛋简直成了各家各户的一种“货币”，无所不能交换。
大多数人家的鸡箍篓都是用谷草拧制而成，有的人家的鸡箍篓是用柳条编制的。但用柳条编制的，缝隙很大，对于遮风挡雨起的作用不大。家里的鸡箍篓是母亲编制的，先是打好箍篓口，然后一圈一圈用谷草续编，和家家编筐编篓的程序如出一辙，又结实又细密，风吹不进来，雨淋不到，是母鸡理想的“产房”。
记得每天到小鸡生蛋时，我们都要悄无声息地蹲在鸡箍篓的后面看着小鸡生蛋，看到小鸡生蛋的全过程，心情既紧张又兴奋。有时小鸡多了，鸡们就要两三只地挤在一个箍篓里，“咯大、咯大”之声不绝于耳，像合唱着一首动听的歌，伴着屋内土炕上方串在房梁上的“悠车子”（摇篮）晃动时发出的“咯吱”声，整个农家院的安静与和谐和着远方麦田上空的“蜃气”陪衬着一种恬静温馨，给人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感觉。
那一年，我家破例养了二十多只母鸡，每天生的蛋都用水瓢捡，鸡箍篓的数量已远远不够鸡生蛋用了；母亲就在鸡架里凌空穿上两根两米长的木棍，把十几个鸡箍篓放在上面。一时间，鸡生蛋时上屋窗台上的鸡叫声，和着鸡架里的鸡叫声，像鸡族们开对歌节，此起彼伏，鸡歌互答，全家人听在耳里，乐在心上。岂知好事不长，村长带领一群民兵来到了我家，说我们家这是在搞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还没等母亲反驳，几个民兵就冲了上去把鸡箍篓生硬地拉扯到地上，一阵践踏，鸡箍篓、鸡蛋狼藉满地，小鸡们吓得咯咯直叫，到处乱飞。我家的黑四眼狗冲着几人狂啸，被一个民兵一枪托子砸到身上，吠叫着逃之夭夭。母亲看到一地狼藉，哭了，转身回到屋子里，一连气宰了五只鸡时，再也下不去手了。母亲流的泪，比鸡流出的血还多。几个民兵看见母亲的样子，兴许是良心发现，都没有再说什么，悻悻而去。那时候一家养几只可以，但要养上二三十只，就成了规模养殖，就是搞资本主义了，拒不悔改，那要挨批斗的。
鸡声渐闻渐少，一家十几口的生活还得过，母亲尽管省吃俭用，但我们还是时常挨饿。那一年，全家每一顿饭都是用稀稀的米粥充饥。看到孩子们面黄肌瘦的样子，母亲的心情十分难受。有一天她发现窗前的鸡箍篓里的鸡蛋每天都在减少，她怀疑是野外的“山狸子”偷吃了。于是每天都会守在窗户下面看守，直至鸡们“下班”回架。第二天，邻居家的山东大婶吵吵着鸡蛋丢了，并在院子里破口大骂着。母亲说，前几天我家的鸡蛋也丢了，好像是山狸子偷吃的吧。邻居家的大婶半信半疑，好在后几天两家丢鸡蛋的事情再没发生。
谷子黄子，高粱红了，沟畔飘来烧苞米的香味儿，大豆的荚儿在炸裂，转眼年末，到了漫长的冬季，窗户上已结了厚厚的霜花，由于姐姐抢了我和三哥的爆米花，我们怀着一种报复的心理，在窗花上便画了一个梳了小辫子的女孩，伸手在一个鸡箍篓里面拿鸡蛋的情景。开始母亲还没有注意，但仔细一看之后立即就明白过来，她的脸立即煞白。她二话没说，一把把姐姐从炕上拽到了地下，对着我最小的姐姐是一顿爆揍。我哭了，三哥也哭了，那个时代鸡蛋是各家各户的命根子啊。之后，母亲拉着姐姐到邻居家道歉还鸡蛋。回到家里母亲哽咽地哭了，接着病了好几天才起炕。
往事悠悠，鸡箍篓的故事已成永远，那曾伴着我们一路希冀一路兴奋几多辛酸的鸡箍篓，在现在的农家院里已很难看到，现代化农业大生产的集约化经营，每个乡镇能有一户两户种谷子的，已经算很新奇的事了，更何况能看到鸡箍篓呢？忽然想起了一首诗：昨天，我做了一个梦/回到北方的那个小屯儿/妈妈给我新蒸了一锅粘豆包儿/老母鸡站在土窗台上/哏哏地叫个不停/鸡箍篓里有一只大芦花/妈妈说要给我炖着吃/我还闻到了飘来的香味儿/笑醒了/泪却湿了枕巾……
忘不了你，永远的鸡箍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