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毕生的希望,就是他能成为一个普通人。”我是无意间在家里一本书上看到这句话的,字迹潦草,很明显是林同的笔迹。我不知道这是性格内敛的林同什么时候写的,可是它刺痛了我,我控制不住地号啕大哭。
家里只有我和安安两个人,安安一直在旁边安静地看着我。在安安的注视下,我哭得没有一点儿顾忌。因为他根本不会在意我做什么,他不会像别的小孩儿一样看到妈妈落泪而害怕,也不会询问:“妈妈,你怎么啦?”对安安来说,我和世上任何一个人没什么不同,因为他是一个自闭症孩子。
我和林同是大学同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结婚,一年后,安安出生了。一岁了,他会爬了,会口齿不清地说几个字了;一岁半,他终于会走路了;两岁了,他仍然口齿不清。很多小孩子都是说话很晚的,我故作淡定地想。到3岁了,他仍然只会说几个字,不会连成句子说话。他总是专注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不要任何人,包括我。他说哭就哭,怎么安抚也没有用。我和林同带着他到医院诊断,诊断结果把我们都惊呆了,安安是自闭症。医生说,自闭症在全球都是难题,没有根治的办法,只能做康复训练。在接受了现实后,我们带孩子到医院做康复训练。做康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不得不辞职,一家人的生计和昂贵的康复费用都压在林同身上。
3个月过去了,安安的病情没有一点儿好转。听说上海有一家康复中心很有名,我便决定去上海。在上海待了几个月,安安似乎有了一点儿变化,会说一些指定的话。当他第一次喊我“妈妈”的时候,虽然他眼里没一点儿感情,但我还是激动得失声痛哭。我开始带着安安在许多城市奔波,可他再也没什么变化。家里因为安安的治疗费用,从小康变得清贫。
安安的爷爷奶奶从一开始得知了安安的'病症后就不赞成去医院,他们认为是白花钱。我不在乎,只要林同支持我就好了。可是,林同似乎也不这么想了。
安安过完5岁生日后,我告诉林同,想带安安去青岛,听说那里有个医学博士很有名。林同闷闷地看着我:“我们真的没钱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卖房了。”我明白他说的是真的,却不想放弃一丝希望。于是,我对他说:“我去我父母那里借些钱来。”
林同沉默了很久,终于说道:“我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是一直要这样下去?其实,像安安这样的病症,大部分家庭都是在医院学会办法后在家里做康复。即使再到处找医生,如果没有奇迹,他这辈子也只能这样了。”我看着他:“你的意思是,因为希望渺茫,我们就要放弃吗?”
林同轻声说:“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吧。”我摇头:“我们已经有孩子了。”他试图解释:“我们有第二个孩子,也是为安安着想,我们老了以后谁管他呢?”我们有什么权利让无辜的孩子为了背负这样的包袱而出生?我第一次感到绝望——原来,林同和我不一样,他并不像我那样爱安安。我一字一句地说:“我不能放弃,我坚信他会好起来。”
我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向父母借钱去青岛。我们准备从娘家启程时,林同来了,我固执地不理他。晚上,我带着安安上了前往青岛的火车,林同来送我们。火车开了,我从窗户上看到他远去的身影,心底有点儿发酸:也许,他说得有道理,可是我无法接受,那些经过长期治疗最后康复的成功例子一直激励着我。
在青岛待了两个月,安安仍然没有一点儿好转,医生说:“回家后好好照顾他,在相信奇迹的同时,也要面对现实。”这句话震动了我,是我不面对现实吗?回到家里,林同不再和我提生孩子的事情,只要有时间就陪着安安。
一天,我在抽屉里看到了一份保险合同,林同为安安买的,是父母意外去世后保险公司给安安的补偿。这些年家里的钱都给安安做康复了,我不知道林同是怎么省下这份保费的。
其实,我最爱的是那个幻想中能健康的安安,而林同爱的是现实中的安安,而且会为他设想将来发生意外后,他的生存现实。如果安安一直不好呢?如果我和林同都老了,那他该去向何处?我一直在逃避这些问题。再生一个孩子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晚上,我低声对林同说:“我们再要个孩子吧。”林同没说话,转过头去。很久,我才发现他哭了,我想安慰他,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林同说:“你不知道我有多爱安安,可是,我也爱你,我不能让我们一家就这样垮了。”我忽然明白,生活是压不垮的,即使安安这辈子一直是这样,我们只要守护着他,快乐地度过这一生,仍然会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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