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艰苦的，长征是光荣的，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我们应该要铭记于心。下面是我们为大家带来有关长征的小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有关长征的小故事篇一
长征途中，有位女战士叫小董，才13岁。爬雪山是每人发一个辣椒，怕冷的人就嚼一口。小董怕辣，没带辣椒。小董刚爬到山半腰，就冷的瑟瑟发抖。队员一直喊：“同志们千万别坐下，坐下就起不来啦。到了山腰，小董实在又冷又累，但还是坚持着，终于到了山顶，小董看队员们都滚了下去，一滚就是几十丈，她也一坐了下去，一滚，100多丈。终于成功的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
有关长征的小故事篇二
在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活跃着一群特殊身影，她们中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有女干部，也有普通女兵。饥饿、疾病、血战、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这一群可亲可敬的巾帼英雄在弥漫的硝烟中一路穿行。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
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的子弹迎头扫射，三枚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有关长征的小故事篇三
哒哒哒……
1935年6月14日,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急促的号音响了。
强渡大渡河后,摆脱国民政党追兵的红军部队无法松口气。红五团自大硗碛出发向西北走,一座晶莹耀眼、高耸入云的大山伫立在面前。
这是红军长征中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900米的夹金山。
听说红军要过雪山,一位长满花白胡子的老汉摇头叹道:“这里上午9点至中午12点,是由开山神掌权。要是12点一过,就是落山神挡道,它关闭山门,你们可就寸步难行了……”
老人说的是神话。可雪山的神秘和险峻,却是事实。
队伍爬到隘口的时候,司号员“八斤半”问团长张振山:“团长,老大爷说山里有神,是真的吗?”
张振山望着这个小鬼:个子矮小,圆溜溜的脸上长着一双机灵的眼睛,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个很早就参加劳动、过艰苦日子的穷孩子。
他故意吓唬他:“当然有了。”
“在哪?”
张振山指指他的心窝,笑道:“在这儿!”
“八斤半”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八斤半!”边上的团政委谢友勋也喊着司号员的小名逗他“你怎么取了这么个怪名?”
“噢,为了安葬我妈,我把自己换成了八斤半稻谷。”
“你多大了?”
“八斤半”脑袋一扬,挺着胸踮起脚,尽可能装得大人气一些,说:“不小了,十好几的大小伙子了!”
谢友勋看着他头上的绷带,问:“伤好点了吗?”
“不要紧,有时候吹号鼓得有点疼。”
“好小子!”张振山亲切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吹休息号!”
军号哒哒响,系在“八斤半”军号上面的红布在风中飘舞着,号声把全团召集到张振山、谢友勋旁边休息。
次日凌晨,张振山命令:“整好行装,继续前进。”
“八斤半”的号声再次响起。
走了半个小时,山风呼呼由远而近,呛得人透不过气。人在积雪中行进,上面是雪的陡壁,下面是雪的深渊,风夹着雪花不时扑打在脸上。到了凝冰带,咆哮的山风卷着冰碴雪片,打在脸上、身上,真像滚油泼、刀子割。
张振山不时发出“不准停留”的口令,谢友勋也在大声鼓动:“同志们,拉起手来,跨过雪山,就是胜利!”
风雪,吞没一个又一个红军战士。张振山最担心的是那个“八斤半”。
“八斤半”的草鞋,已经冻成了两个大冰坨,头发稍结出冰霜。他脸皮白了,嘴唇紫了,头重脚轻趔趔趄趄,眼看要一头倒下去。张振山急忙背起他往山顶上爬去……
7月2日,连过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三座大雪山的红五团来到黑水芦花地区。带的干粮早已经吃完了,望着饿得直打晃的“八斤半”,望着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战士,情急之下,谢友勋带人到当地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筹集粮食。因语言不通加上国民政党煽动民族怨恨,谢友勋被反动分子杀害了。
“八斤半”和战友们含悲忍泪,在从军机关回团接任政委职务的赖传珠和张振山带领下默默北去,于7月10日翻过了第四座大雪山——打鼓山,进到松潘江以西的毛儿盖地区。
1935年8月21日,红五团自毛儿盖向西出发,又踏上了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地。
自从谢友勋政委为筹粮牺牲后,红五团官兵悲痛之余,个个都把粮食看得格外珍贵。每次发干粮时,“八斤半”总以“自己个头小背不动”为理由把干粮分给老大哥们“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