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时，刘晏(著名财政专家，有大唐财相的美誉)在扬州设立造船场，每造一艘船，就付给船工工钱一千缗(一缗是一贯，即一千文铜钱，等于一两银子，唐代宗时期一两银子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两千块钱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价钱。有人提出实际开销不到所付工钱的一半，要求削减。刘晏说：“不。计划大事业不能计较小的花费。凡事必须考虑到长久的利益。现在管事的人很多，应当使他们的私人花费不太窘迫，这样公家的财物才不会受损失。如果和他们斤斤计较，岂能长久行事?”在他的坚持下，船的质量很好，漕运非常兴旺。
一百年后，即懿宗咸通年间，主管人员按实际费用给付工钱，再没有剩余，结果所造的船越来越脆薄易碎，漕运也随之衰败了。刘晏应该是一个对人性洞察入微的人，他知道做事情绝不可以把毛巾里的水挤干，而应该留有充分的余地，使从事具体工作的人有可观的收益，这样才能保证下属不会因私欲未能得到满足而损害事业。有些人做事追求算无余策，总是把下属的获利空间压缩殆尽。这样做是非常不得要领的。
有句俗话说：“谁也搞不了赶工佬的鬼。”确实如此。如果硬要把毛巾里的水完全挤干，让下属或合作伙伴一丁点好处都没有，就会使对方认为合作变得了无趣味，最终危及事业的成功。香港首富李嘉诚在这方面也是极有经验的。他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的赚钱秘诀是“我应该拿十块钱。我可以拿十一块钱，但我只拿九块钱”。李嘉诚的经验和刘晏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