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作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学大家，在散文、诗歌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一直都受到后人的推崇，而且多是肯定和赞美，《画记》一文，却因为自身特点与众不同，在后世受到的评价也存在很大的差距。
一、关于“甲乙账”评价的问题
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有一士人又于其末妄题云：欧阳永叔谓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诬永叔也。永叔作《醉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尔，又不自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语云：平生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退之又不能为吾《醉翁亭记》。此又大妄也。仆尝谓退之《画记》近似甲乙帐耳，了无可观，世人识真者少，可叹亦可愍也。
这是“甲乙账”最早的出处。从此段话可以看出，当时有人说欧阳修极力称赞韩愈，并自认为作不出《画记》相类似的作品。最出色的《醉翁亭记》刚好能于《画记》平分秋色。苏轼听到这件事后，就称当时的人是“妄庸者”。苏轼有着欧阳修有着极深的渊源，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所以有关欧阳修自认做不出《画记》以及比不过的言论都该是虚假的。而苏轼极为尊重欧阳修，见到有人诬陷自己的老师，必然是极为愤慨的。所以笔者以为，苏轼说出这段更多的是出于感性，出于对欧阳修的敬重，汲汲于维护欧阳修的地位，因此这段评价是冲动的结果，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不是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做出的结论。而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对韩愈的《画记》有着极高的评价，并仿作了《五百罗汉记》。秦观就将画中事物一一分离，然后记录各自的形态和数量，最后一段点出画的由来。他写道：“余家既崇佛氏，又尝览韩文公《画记》，爱其善叙事，该而不繁缛，祥而有规律。读其文，恍然如即其画。心窃慕，于是仿其遗意，取罗汉佛像记之。”在这里秦观对于《画记》的特点做了概括性的说明，切中肯絮，也标明了他对《画记》的重视。综合来看，关于“甲乙账”的否定，其源头就是不可信的，后人的生发和附会多是不可取的。甲乙账有自己的特点和写法，而《画记》和甲乙账存在很大的区别，后面将会论及。
二、《画记》创作的背景及其风格起源
《画记》原文中写到了韩愈创作这篇记的缘由，“杂古今人物小画共一卷”，“既甚爱之，又感赵君之事，因以赠之，而记其人物之形状于数，而时观之以自释焉”由此可以看出，韩愈做这篇文章是有感而发，是出于不舍的情意，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记下画的内容，这合于传统的“诗者，志之所之也”的创作观。其出发点就不是为了写甲乙账，而是记文以抒情。
据考证《画记》作于贞观十一年，韩愈二十八的时候。韩愈虽然在贞观八年二十五岁时榜上有名，但为了求仕京师，又连续三年参加了吏部博学宏辞科的考试，都未选中，三次给宰相上书，都没有得到恢复;他也多次去有权的官宦家去拜访，都是还没进门就被守门人挡了下来。贞观十二年，韩愈二十七岁，经人举荐去了董晋的幕下做僚属小吏，这个韩愈的理想也是有着很大的差距。这个年龄，应该是男子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时候，而韩愈却屡遭打击，他当时的郁闷之情是可想而知的，《感二鸟赋》、《复志赋》都表明了他心中的郁闷。心里有了愤慨和不平，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愿望和现实社会的矛盾、不和谐。从此时开始，韩愈开始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倡导古文，旨在摆脱当时的文学传统，尤其是科举的文章定式，并开始尝试新的表现形式，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就表示了他不随波逐流的态度。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韩愈和孟郊作出了很多背离规范的联句诗，如《南山诗》、《陆浑山火》等，这些都成为韩愈“怪奇”诗风的代表。而在文章方面则有《毛颖传》、《石定联句序》等。《毛颖传》是借史传的形式来写笔的故事，是戏拟之作，用原本写庄重内容的形式来写当时不入流的传奇故事。《石定联句序》也是用传统的诗序的形式来写幽默的内容。这两篇文章都是套用传统的正式的文学样式写传奇的内容，这是背离一般的认识，超出大多人想象的。而《画记》是和它们一样的作品。作于同一时期，出去同样的目的，这篇作品不是简单的甲乙账，而是韩愈在探索新的文学样式上走出的一个重要环节。
清人陈衍在《石遗室论文》中就提到韩愈吸收了《尚书》写文的纪实特点，又采纳了《考工记》一一陈述的笔法，使得《画记》在平铺直述中包涵字句篇章的变换，不同于一般的甲乙账。姚仲实说：“杂记类莫古于《礼记》之《檀弓》、《深衣》、《投壶》三篇。《檀弓》记杂事，二篇则存古之遗制;《周礼・考工记》亦然，后世韩退之《画记》体与近之。”由此可以看出，后人在看待《画记》时，基本都将它的风格归到《考工记》、《尚书》等古书之中。但是《画记》本身青出于蓝，又胜于蓝，这篇文章不仅根据复杂的画面内容作了真实和较细致的描写，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抒情意味。
三、《画记》的艺术特点
《画记》中描述的事物是非常多的，总数目有五百之多。如此庞杂的事物，被画家在纸张上有空间的层次的描绘出来，能够被人一眼就看明白，而要用语言表现出来却是极为困难的。当然也可以用甲乙账的形式将画上的事物一一罗列出来，但是其中的枯燥是很少有人能够忍受而不在意的。韩愈的《画记》虽然没有采用传统的画记的形式，将作者的画论，对画家的称赞，画的始末说出来，但是当读者深入文中时，心里不仅没有枯燥的感觉，还能够清楚明白的了解画里有什么以及作者要表达什么。 《画记》给人如此奇妙感觉的原因，首先在于韩愈对画面里的事物做了规整的类化记述，不是仅以文字跟随画面空间做上下左右的逐一描述，而是进行了一种主观梳理。这种表达方式相对于全方位扫描式的叙写更多了一种着意整理的立场，使得整篇记文的三段记物之笔，呈现出清晰的笔意，而其中每段结束处的总述之语。更是给前文看似散漫的无关罗列做了一个总结，使其有始有终，整段叙物也就能够于形散后意聚。，《画记》的铺排叙物，并没有可以进行笔墨的敷陈渲染与粉饰夸张，而是以平直简洁之笔叙写了多样物态，抛开了细致情态的笔墨刻画的物象罗列，没有形成单调乏味的文貌，它与前文所述之“精整”相互映照，展现了《画记》独特的叙物妙笔。
其次，文章中屡屡出现句法的变换。开始是“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者立着十人，一人骑而执大旗前立。这一段基本句法是“骑而・・者・・人，”第三句如果顺着前面来当时“骑而执大旗前立者一人”。可韩愈并没有顺着原本的句式往下写。这也就说韩愈意识到了变换句法，虽吸取《考工记》的记述之法，但并不不知变通，这样就避免了叙述的平淡无味，仔细看来和内容也是没有关系的，是单纯的句式的变换。文章后面也都是两张句式想杂的方式。这是《画记》不同于甲乙账的地方，不是单纯的为了写内容。韩愈还非常注意活用词语，如“甲胄手弓矢钺植者七人”。其中的“甲胄手”三字均由名词化成动词来用，并且连在一起，言简意赅。其它又有将牵牛、驱驴说成“牛牵”、“驴驱”等等，都在说明韩愈在创作中是有意识的将传统的记叙方式进行变化，使其具有更多的文学性。
第三，在甲乙账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并列的，记述起来是看到什么就描述什么，是没有偏颇的记录。而《画记》中却不是这样，在所有的事物中，对的详述是最详细的，其中所描绘的人多形态有三十二种，各种形态也都有一定的人数。而马的记述则比人简略，文章有马的形态三十七种，各种形态具体如何也做了详细的说明，可比描绘人少了具体的书目。牛以下变的更为简单，仅仅有动物的数量，没有它们各自形态的描写。事物之间的描述有繁有略，有粗有细，这都不是甲乙账有的。
就《画记》的整体结构来讲，前面的三分之二都是画的内容描写，后面的三分之一却是写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这样前后比较，也是韩愈有意创造的。因为在后来韩愈为他人做的墓志铭中，也多是在前半的“序”中，不带感情的平淡的记述人的经历，一个最后铭的部分，各种感伤的情绪喷薄而出，令人扼腕叹息。总的来说，《画记》是韩愈创作新的文学样式的大胆尝试，从《尚书》等古书当中吸取精华，不拘泥于古人，对传统进行改良，其创新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画记》言简意赅、详略得当的叙事风格，也是我们在写作时应当吸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