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翻译
韩愈的《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节奏明快，语意爽直豪迈，情调轻松亲切。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①
荆山已去华山来②，日出潼关四扇开③。
刺史莫辞迎候远④，相公新破蔡州回⑤。
【注释】
①次：驻军。潼关：在陕西潼关县北，于东汉末设，为秦、晋、豫交通要塞。张十二阁老使君：即张贾，时任华州刺史，故称使君;他曾在门下省做过给事中，当时通行将中书、门下二省的官员称为“阁老”。
②荆山：又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省灵宝境内。
③潼关之东，距潼关西面的华山二百余里。
④莫辞迎侯远：因华州距潼关尚有一百二十里，故云莫辞远。
⑤相公：指平淮大军统帅、宰相裴度。蔡州：淮西藩将吴元济的大本营。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十月，唐军破蔡州，生擒吴元济。
【翻译】
从荆山直到华山，仿佛凯旋大军在旋踵间便跨过了广阔的地域。刺史远出关门相迎接;百姓箪食壶浆，载欣载奔，夹道慰劳王师归来。
【创作背景】
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唐代诗人韩愈以行军司马身份随军于凯旋途中，即将向华州进发，为抒发胜利豪情而作此诗。
【赏析】
头两句写凯旋大军抵达潼关的壮丽图景。“ 荆山”一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灵宝境内，与华山相距二百余里。华山在潼关西面，巍峨耸峙，俯瞰秦川，辽远无际;倾听黄河，波涛澎湃，景象异常壮阔。首联从荆山写到华山，仿佛凯旋大军在旋踵间便跨过了广阔的地域，开笔极有气魄，为全诗定下了雄壮的基调。对比同一主题的《过襄城》首联“郾城辞罢辞襄城”，它与“荆山”句句式相似处是都使用了“句中排”(“郾城—襄城”;“荆山—华山”)重叠形式。然而“郾城”与“襄城”只是路过的两个地名而已;而“荆山”、“华山”却带有感情色彩，在凯旋者心目中，雄伟的`山岳，仿佛也为他们的丰功伟绩所折服，争相奔来表示庆贺。拟人化的手法显得生动有致。相形之下，“郾城”一句就起得平平了。在颔联，诗人抓住几个突出形象来描写迎师凯旋的壮丽情景，气象宏大。当时隆冬多雪，已显得“冬日可爱”。“日出”被采入诗中和具体历史内容相结合，形象的意蕴便更为深厚了。太阳东升，冰雪消融，象征着藩镇割据局面一时扭转，“元和中兴”由此实现。“潼关”古塞，在明丽的阳光下焕发了光彩，此刻四扇大开，由“狭窄不容车”的险隘一变而为庄严宏伟的“凯旋门”。虽未直接写人，壮观的图景却蕴含在字里行间，给读者留下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军旗猎猎，鼓角齐鸣，浩浩荡荡的大军抵达潼关;地方官吏远出关门相迎接;百姓箪食壶浆，载欣载奔，夹道慰劳王师。
诗的后两句换用第二人称语气，以抒情笔调通知华州刺史张贾准备犒军。潼关离华州尚有一百二十里地，故说“远”。远迎凯旋的将士，本应不辞劳苦。不过这话得由出迎一方道来，才近乎人情之常。而这里“莫辞迎侯远”，却是接受欢迎一方的语气，完全抛开客气常套，却更能表达得意自豪的情态、主人翁的襟怀，故显得合理合情。《过襄城》中相应有一句“家山不用远来迎”，虽辞不同而意近。然前者语涉幽默，轻松风趣，切合喜庆环境中的实际情况，读来倍觉有味。而后者拘于常理，反而难把这样的意境表达充分。尾联“相公”指平淮大军实际统帅——宰相裴度，淮西大捷与他运筹帷幄之功分不开。诗中以“破蔡州”借代淮西大捷。“新”一作“亲”，但“新”字尤妙，它不但包含“亲”意在内，而且表示决战刚刚结束。当时朝廷上“一时重叠赏元功”，而人们“自趁新年贺太平”那是胜利、自豪气氛到达高潮的时刻。诗中对裴度由衷的赞美，反映了诗人对统一战争的态度。以直赋作结，将全诗一语收拢，山岳为何奔走，阳光为何高照，潼关为何大开，刺史远出迎候何人，这里有了总的答复，成为全诗点眼结穴之所在。前三句中均未直接写凯旋的人，在此句予以直点。这种手法，好比传统剧中重要人物的亮相，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综观全诗，前两句一路写去，颈联直呼，尾联直点，可称是用劲笔，抒豪情。由于它刚直中有开合，有顿宕，刚中见韧，直而不平，“卷波澜入小诗”，饶有韵味。一首政治抒情诗，采用犒军通知的方式写出，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激情，非一般应酬之作所能望其项背。
拓展阅读：韩愈简介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后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