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韩愈
韩愈的《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很讲究行文变化，尤其恳切的言辞将其迫切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作者：韩愈
二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前：进士得第叫做前进士。乡贡：唐朝取士的一种，有州县考试推举)，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向上书及所著文后，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惧不敢逃遁，不知所为，乃复敢自纳于不测之诛，以求毕其说，而请命于左右。
愈闻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呼而望之也;将有介于其侧者，虽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侧者，闻其声而见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往而全之也。虽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若是者何哉?其势诚急而其情诚可悲也!
愈之强学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险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亟：读音jì，急迫)，大其声而疾呼矣。阁下其亦闻而见之矣，其将往而全之欤?抑将安而不救欤?有来言于阁下者曰：“有观溺于水而爇于火者(爇：读音ruò，点燃，焚烧)，有可救之道，而终莫之救也。阁下且以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动心者也。
或谓愈：“子言则然矣，宰相则知子矣，如时不可何?”愈窃谓之不知言者。诚其材能不足当吾贤相之举耳;若所谓时者，固在上位者之为耳，非天之所为也。前五六年时，宰相荐闻，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抽擢：提拔)，与今岂异时哉?且今节度、观察使及防御营田诸小使等(：全部是官名)，尚得自举判官(判官：唐朝凡临时派出去处理特殊事务的官都有判官，相当于秘书)，无间于已仕未仕者(间：隔，离，引申为“区别”);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礼记·杂记》说：“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为公臣”。管仲是春秋时齐国宰相)，或举于管库(：《礼记·檀弓》说：“赵文子所举于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赵文子，即赵武，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今布衣虽贱，犹足以方乎此(方：比)。情隘辞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怜焉。愈再拜。
【译文】
二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恭敬地再次禀告相公阁下：
前些日我曾呈上一封书信和所做的文章，等候您的指示已经十九天了，没有得到回音。我惶恐不安不敢离去，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于是我宁愿再次领受意想不到的责备，来要求陈述完我的意见，并向您请教。
我听说：陷入水火之中的人，求人帮忙免除灾难，并不因为那人和自己有父兄子弟一样的慈爱感情，才去呼喊他、指望他。而是希望在他旁边的人，即使与自己有怨恨，只要还不至于希望自己死去的，就要大声赶快呼喊，希望他施行仁义。那在他旁边的人，听见他的呼声和看见这种情形，也不会因为和他有父兄子弟一样的慈爱感情才去保全他的生命。即使与他有怨恨，只要还不至于希望他死去的人，就要拼命跑去用尽力气，弄湿手脚，烧焦毛发，救起他而不会去躲避。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那情形确实危急，他的心情确实叫人可怜。
我努力学习，并且身体力行有好些年了。我没有考虑道路的艰险和平坦，一直前行没有停止过，以至于陷于穷困饥饿的水深火热中，那种情形既危险又急迫，我已经大声赶快呼喊了，阁下大概也听见和看见了，您是前来救我呢?还是安稳地坐着不来救呢?有人向您说：“有人看见被水淹和被火烧的人，虽然有可以救人的办法却始终没有去救。”阁下您认为他是个仁义君子吗?如果不这样认为，那么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是君子应该动心同情的了。
有人对我说：“你的话是对的，宰相是了解你的`，只是时机不许可，怎么办呢?”我认为他不会讲话，实在是他的才能不值得我们贤明宰相的推荐罢了。至于所说的时机，本来就是处在上层地位的人所造成的，并不是上天安排的。前五六年时，宰相向上推荐，尚且有从平民中提拔的，那时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吗?况且现在的节度使、观察使和防御使、营田使等地位较低的官员，尚能自己选用判官，而没有区分他已经做过官还是没有做过官的。何况是宰相，我们君主所尊敬的人，却能说“不可”吗?古代推荐人才的人，有的从盗贼中选取，有的从管理仓库的人中推荐。现在，我这个平民虽然地位低贱，但还是足够和这些人相比的。我的情况窘迫，言辞急切，不知道怎样斟酌才合适，只希望您稍微能施以爱惜人才的心。
愈再拜。
【解析】
在古代，一个地位低下的读书人，为了能进入仕途、获取更大的现实利益，有时必须走攀附权贵之路。年轻时候的韩愈中进士四年却一直不得仕进，所以他给当时的宰相写信，想以文章打动宰相，以求取到宰相的引荐和提拔。《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是韩愈写给宰相的第二封信，信中以动人之笔，比喻自己处境艰难如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试图以此来打动宰相。文章紧扣“势”、“ 时”着笔，运用比喻、设问、反驳等手法，将个人的思想写得振振有辞，跌宕起伏。作者很讲究行文变化，尤其恳切的言辞将其迫切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本文既反映了封建统治下扼制人才的社会环境和人情冷暖，同时也展现了封建文人乞求仕进的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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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谏诤之路
韩愈曾与柳宗元、刘禹锡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地区大旱。韩愈查访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上报朝廷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这激起了韩愈的一腔怒火。他奋笔疾书，向皇上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映真实情况，并请求减免这一地区的租税。韩愈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视，反而在小人谗言之下被贬为连州阳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早已被调回长安的韩愈又以一篇《论佛骨表》上疏直谏，对兴师动众、耗费巨资，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宪宗加以劝诫。他在文章中恳请，将佛骨“投之于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后世的迷信疑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一切灾殃，由臣承担，上天鉴福，绝不怨悔”。可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惊，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多亏一众官员为韩愈求情，他才幸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被贬后，韩愈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他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文死谏，武死战”，这是中国古代为官者的最高境界。韩愈曾写道：“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可见，他的仕进理想就是做好一名谏官。要做好谏官，就不能怕得罪人——哪怕是皇帝。“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虽然他最终并没能做成谏官，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信条。
(二)、风流成性
据传韩愈很纵欲，妻妾成群，以致性功能大为衰退。他经常服用壮阳药，古代的壮阳药中多有硫磺成分，多食有害，于是韩愈听了他人建议，把硫磺研成末喂公鸡，等公鸡长大后再食鸡肉，使公鸡先吸取了硫磺的毒性，从而间接获得硫磺的壮阳功效，可是这样吃多了还是使他死于此。宋人陶谷《清异录》上说：“昌黎公逾晚年颇亲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但是，“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马说》的出现，正是表现韩愈的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痛斥昏庸统治者的愚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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