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诗人咏史、怀古而独占螯头的，无疑应首推“以气为主”、“用意深远”的刘禹锡。
综观刘禹锡此类诗作,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多为咏史之作,可谓之主观型,亦即重在表现主观情感,咏史而兼抒怀抱,用意明朗直捷,情怀悲愤沉痛。如《咏史二首》:
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
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时,何人居贵位?
二诗所咏皆汉代史事,而表现的则是强烈的现实愤慨。史载:任安(字少卿)事大将军卫青,后卫青权势日退,骠骑将军霍去病日益贵盛,“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惟任安不肯。”[3]又,贾谊少年高才,满腹经纶,然终不为文帝信用,且遭远贬[4];而卫绾“以戏车为郎,事文帝,功次迁为中郎将”[5]。在这里,刘禹锡取此诸事,先于第一首中高度称赞了任少卿不以权势富贵而移徙志节的态度,表明了自己不肯降心辱志而欲砥柱中流的决心;继于第二首中通过贾谊与卫绾的两相比照,发出饱含悲愤的一问。事情很明显:贾谊才高而见弃于世,卫绾平庸却获致高位,这该是何等的不公!而追根溯源,这不公又正是那位号称贤明的汉文帝及其时代造成的。往者已矣,继者如故,放眼现实社会,有才者不得其用,无才者平步青云,试问,又是谁造成了这贤不肖的倒置?如果说,诗人的身世遭际恰与贾谊相似,在对贾谊的同情中即已深寓了他的不平,在对文帝的讽刺中即已深寓了对现实君主的批判,那么,诗人与任安相似的处境便不能不激起他与任安相类的刚直心性,不能不强化他身处浊世独立不移的孤愤情怀。所以,在《咏古二首有所寄》中,他游心于古,瞩目于今,借咏汉光武与阴丽华之事,说出了“岂无三千女?初心不可忘”的话来。“初心”者,昔日之信念也。这是劝告友人的话语①,也是诗人的自我表白,但就咏史而言,又全不说破,若即若离,粘中有脱,令人读来,别是一番情韵。
第二种类型多为怀古之作,可谓之客观型,亦即重在观照历史,将人生感慨不着痕迹地寄寓于楮墨之间,用意含蓄隐微,情感深沉厚重。换言之,这类作品的现实针对性不是那么强,主观意绪不是那么显,往往是抚今思古,怀古感今,在古今相接的大跨度时空中,缓缓注入诗人源于苦难而又沉潜凝聚了的悲凉孤愤,从而使得作品具有一种沉思历史和人生的深度力度。且看《金陵五题》的一、二两首: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石头城》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
这是两首脍炙人口的佳作,前人评《石头城》云:“山在,朝(潮)在,月在,惟六国不在,而空城耳。是亦伤古兴怀之作云耳。”[6]“石头为六朝重镇,今城空寂寞,独明月不异往时,繁华竟在何处?”[7]“山无异东晋之山,潮无异东晋之潮,月无异东晋之月,求东晋之宗庙宫室、英雄豪杰,俱不可见矣。意在言外,寄有于无。”[8]又评《乌衣巷》云:“此叹金陵之废也。朱雀、乌衣,并佳丽之地。今惟野花夕阳,岂复有王、谢堂乎?不言王、谢堂为百姓家,而借言于燕,正诗人托兴玄妙处。”[7]“盖燕子仍入此堂,王谢零落,已化作寻常百姓矣。如此则感慨无穷,用笔极曲。”[9]这些评语虽角度稍异,而归趣则一,即都认为两首诗饱含着诗人遥想人世变迁、盛衰更替而生发的深沉感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似乎还不够深入。张震谓《乌衣巷》“亦有刺风,非偶然之作”[6],徐曾进一步指出:“言‘百姓家’已大为燕子不堪,又加‘寻常’二字于其上,则为燕子旧时主人何堪?故知不是扫燕子之兴,是扫王、谢之兴;王、谢之兴为何去扫他?盖欲扫当时执政之兴也。”[10]此二说认为刘诗怀古而兼寄讽谕,其中寓有现实郁愤,不为无见,然似仍稍有间隔。联系到刘禹锡在诗前小引中所谓“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守,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尔心思,然有得”,可以得知,此数诗并非登临古迹之作,而是“尔生思,然有得”的产物,而这时诗人身陷谪籍已达二十一二年之久。由于是在沉思联想中所得,则其中必然杂有浓郁的主观意绪;由于是在生命长久沉沦后所作,则此主观意绪必定包蕴着诗人那历史不堪回首、人生不堪回首的无限沉痛;而当这种饱含沉痛的主观意绪自觉不自觉地贯注于诗篇之中时,也就必然会给诗中景物统统染色,举凡萧条之故国、寂寞之空城、惨淡之夕阳、无主之燕雀,无不呈现出历经沧海桑田的荒冷空寞气氛。这是人生的巨大悲凉,也是人生的巨大感恨,这悲凉、这感恨只能源于历经人生苦难的诗人心灵,而且势必导致其怀古之作的内在沉重。在这里,我们真切地感觉到了一位思想家、政治家而又是孤臣的贬谪诗人反思历史的力度,体察人生的深度。
这种力度和深度不独表现于上述二诗中,而且在其他同类作品中也清晰可辨: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蔡州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金陵怀古》
故国荒台在,前临震泽波。绮罗随世尽,麋鹿占时多。筑用金椎力,摧因石鼠窠。昔年雕辇路,惟有采樵歌。
——《姑苏台》
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马嘶古树行人歇,麦秀空城泽雉飞。风吹落叶填宫井,火入荒陵化宝衣。徒使词臣庚开府,咸阳终日苦思归。
——《荆州道怀古》
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西塞山怀古》
这些诗作无不低徊夷犹,力透纸背,沉重苍凉,感慨遥深。固然,其中并不乏总结历史教训,以为“有国存亡之鉴”[2]的'意图,但更重要的,则是充溢于诗中那种悲凉而不衰飒、沉重而不失坚韧的精神气脉,以及纵横千古、涵盖一切的气象,方贞观评《荆州道怀古》云:“‘风吹落叶填宫井,火入荒陵化宝衣’……不过写景句耳,而生前侈纵,死后荒凉,一一托出,又复光彩动人,非惊人语乎?”[11]汪师韩评《西塞山怀古》谓:“梦得之专咏晋事也,尊题也。下接云:‘人世几回伤往事’,若有上下千年、纵横万里在其笔底者。山形枕水之情景,不涉其境,不悉其妙。至于芦荻萧萧,履清时而依故垒,含蕴正靡穷矣!”[12]其中“依旧”二字“有高峰堕石之捷速”,“今逢”二字“有居安思危之遥深”,“至于前半一气呵成,具有山川形势,制胜谋略,因前验后,兴废皆然,下只以‘几回’二字轻轻兜满,何其神妙!”[13]从这些评语不难看出:表现手法的神妙与诗作内蕴的无穷相辅相成,饱含哲理的历史反思与深沉悲凉的人生感慨互为补充,大大强化、深化了刘禹锡怀古之作的格调境界,所谓“雄浑老苍,沈著痛快,小家数不能及也”[14],洵非虚语。
诗人生命沉沦的悲凉感恨,赋予其怀古诗作以反思历史的力度和体察人生的深度,而当此悲凉感恨与诗人借古事抒己怀抱的意图结合在一起时,亦即上述第一种类型与第二种类型结合在一起时,便不能不形成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冲击力量。刘禹锡的《蜀先主庙》堪称代表之作,诗云:
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株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
诗咏蜀先主庙,而无一语道及“庙”字,全写西蜀盛衰,在此盛衰过程中,尤为突出地指出了“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这关键性的一点。从历史上看,西蜀之盛,在于先主刘备得一诸葛贤相:西蜀之败,在于刘禅庸弱无能,不会用人。因而就史实和诗的性质而言,确是在咏史:然而在咏史的背后,又何尝没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广而言之,唐太宗李世民以降,李唐王朝的子孙们是一代不如一代了;狭而论之,顺宗之子宪宗违背父志,严酷打击贤能之士;宪宗之孙穆、敬二君“昏失德”[15],使得朝政日乱,国是日荒。所有这些,怎能不激起人对昏君庸臣的强烈愤慨?愤慨而不明言,借咏史以抒发之,打通今古,以古衬今,令人于历史相似性的联想中更深刻地认识现实,无疑愈发增加了诗作的内在意蕴,强化、深化了诗人讽刺抨击现实社会的力量。
与此诗在写法上相类,刘禹锡另一首很少为人注意的《经檀道济故垒》也表现了同样的情形:
万里长城坏,荒营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犹唱《白符鸠》!
檀道济,南朝刘宋时人,曾于武帝朝屡立战功,威名甚重,至文帝朝而为朝廷疑畏,死于非命。史载:“道济见收,愤怒气盛,……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时人歌曰:‘可怜《白符鸠》,枉杀檀江州!’”[16]刘禹锡诗作即取材于此,而且于诗下将此歌谣如实照录,其用意之所在,不难想知。联系到现实来看,王叔文坚明执亮,有文武之用,在顺宗朝领导革新,颇有成效,可到了宪宗朝先被远贬,继被赐死,这不是“枉杀”是什么?对唐之君主来说,这不是自坏其“万里长城”又是什么?如果说,在《华佗论》里,作者曾以史论的形式对“执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杀材能”的现象予以深刻揭露,那么,诗人在此便更以咏史的形式表现了对专制君主的无比激愤,对王叔文惨死的痛切哀悼。在《韩信庙》一诗中,作者如此说道:“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短短四句,融纳了多少历史的残酷和人生的体验!而“怕立功”三字,则将诗人在深刻反思中对历代忠良悲剧命运的认识和自我遭际的感受一笔写尽,令人读来,怵目惊心。刘禹锡曾在《刘氏集略说》中自述:“及谪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新唐书》本传亦谓:“禹锡久落魄,郁郁不自聊”,从主客体两方面道出了诗人每每睹物思怀、托古迹起兴以抒写忧愤的原因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刘禹锡这类咏史与怀古相结合的诗作,虽自抒怀抱,又不露痕迹,令人初读,俨然咏史,细加品味,精义方出。清人吴乔指出:“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出己意,发议论,而斧凿铮铮,又落宋人之病。”惟“用意隐然,最为得体”[17]。由此看来,刘禹锡的上述诗作确已达到了这种境界,所不同的,只是刘诗于“用意隐然”中更多地带有贬谪诗人悲凉沉重的人生感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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