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骆驼祥子》的空间看农民进城问题
《骆驼祥子》中的背景世界是黑暗的、畸形的、失衡的中国旧社会，人民过着贫苦的生活，祥子只是广大劳苦大众的代表。他们虽然有了一定的自由，但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贫穷又剥夺了他们手头仅有的可怜的自由。
从《骆驼祥子》的空间看农民进城问题
摘要：在列菲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中，小说的空间既有物理性质，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即存在一种心理空间。进城的农民，处于陌生城市中，就必然面临这两种空间的冲撞。自上世纪以来，农民进城就已是一个不可遏止的社会潮流，而老舍在《骆驼祥子》中书写的不仅是进城农民――祥子的命运，抑或是一个特定年代、特定环境下的状况，它更反映了当代社会依然存在的进城现象以及现代化城市中的异化问题。
关键词：骆驼祥子;农民进城;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异化
赵园对《骆驼祥子》中的进城心理有着精妙的诠释：“乡土中国的人们听惯了关于城市罪恶的传说，习惯了关于城与乡道德善恶两极分布的议论，祖辈世代适应了乡村式、田园式的宁和单纯，他们从不曾像今天这样期待过城市。……乡村以农民向城市的涌入表达这种期待”。 而从社会历史层面上看，自上世纪以来，农民进城就已是一个不可遏止的社会潮流，农村经济的凋敝和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都驱使农民离开乡村，祥子便是这些进城的农民们的缩影。因而对《骆驼祥子》的关照和分析也就具有了更普遍的意义。
在列菲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中，小说的空间既有物理性质，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即存在一种心理空间。本篇论文就将具体分析文本中的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通过祥子这一形象揭示进城者从农民到游民的异化。
一、物理空间
首先，从祥子与洋车的关系看，对堕落前的祥子来说，一辆属于自己的洋车不仅是他赖以为生的工具，而且是他在城市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买车三起三落的故事构成了他生命的主体，淡化了其生命由生到死的时间性，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感。
从乡野的泥土中生长出来的祥子难以彻底摆脱作为农民的心理状态与处事方式，认为车是像属于自己的土地一样唯一靠得住东西。 总观他三次买车，前两次，他都是自己攒钱买车，还拒绝了刘四主动借钱的建议和高妈贷款、储蓄的提议;第三次他虽然又买上了自己的车，但由于花的是虎妞的钱，车也是二强子拉过的“黑寡妇”，因而一直难以建立起对它的感情。他以农民的身份走进了有形的城市，却始终以局外人的形象游离于城市和其他生活于城市中的人的外围。
在第三次买车中，祥子与虎妞结婚也象征了这次买车与他命运的关系。虎妞企图用车来抓住祥子的心，但祥子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辆车，表明虎妞不论用什么方式都无法被祥子完全接纳。祥子对虎妞的拒绝，一方面表现出城乡价值观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女性压制男性的拒绝。作为一个农民性依然很强的壮年男子，小福子那样好看能干、温柔持家的形象，才符合一个传统的农民的生存结构的伦理要求。
再看祥子与北平的空间关系。老舍笔下的北平是一个都市旧传统下的都市社会，因为现代性的侵入而产生新旧冲突，于是老市民因为太落伍显得可笑，新市民因为乱学时髦而显得可笑。 但祥子始终都没能融入北平的市民群体。他将自己与市民区别开来，认为自己“究竟是乡下人，不像城里人那样听见风便是雨”，觉得“从哪方面看也不能坐车：一个乡下人拿十里八里还能当作道儿吗”。在北平，他经历了被讹钱、被骗婚、 被排挤、生重病等厄运，可他对北平的感情却在这种厄运中愈发深厚了，宁可去娶那个自己厌恶的丑女人，也不愿离开这座城市。
祥子的这种心态，可以说已经演化成了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饱受肉体消耗和心理压抑后，对造成自己悲剧的城市反而产生好感与依赖，享受市民生活的场景，哪怕只是出于旁观者的位置――这或许可以理解为现代化大浪潮下，虽无法完全适应，但仍全身投入的当代人的普遍心理。
二、心理空间
小说在以祥子为中心的同时描绘了各个阶层的人物群像，以此将当时的社会文化最大化地呈现出出来，强调了时间之外的空间形式。
曹先生是整个祥子所处的整个黑暗世界的一点光亮。老舍在文中写道“在家里呢，处处又是那么清洁，永远是那么安静，使他觉得舒服安定。……必是――他揣摩着――有点什么滋味。” 对祥子而言，曹先生是个“绿洲”，他的家庭完全满足了他对人情的追求与怀念。在这片绿洲中，他也的确受到了同情与善待，然而这片绿洲太小，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环境与时代的发展趋势，也无法阻止祥子在这个时代中自内向外的从根本上的变质。
“打过群架，跪过铁索”，拥有一大间车厂的刘四是看不起车夫的，虽然他对祥子器重有加，但在他眼里，祥子依然只是个“乡下脑袋”，让他将自己的“女儿带产业全搬了走”，“没那个便宜事”。他将祥子、其他车夫看做像车一般的器物，而不是像人一样地对待。尽管如此祥子每每遭遇困厄，想到的就是人和车厂，这是因为他在这个陌生城市中渴望人情，追求家的安稳。但刘四对他的劳力的利用，虎妞的骗婚，反而引他一步步走向人性的堕落。
对于和自己同一职业的'车夫群体，祥子也没有完全融入，他只在一个短暂的时刻对这个群体产生过“同情”的心理：他只能由别人的话中吸收些生命的苦味，大家都苦恼，他也不是例外;认识了自己，也想同情大家。这种心理并非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俯视与可怜，而是指在同一个群体内部的相互理解，产生一种相同的感情。从上文提到的人情，到对车夫群体产生同情，这是一种阶级情感的产生，形成的是熟人社会关系，表明祥子此时不再是孤独的个体，而是能与同一阶级的人产生心理上的共鸣。
小说中关于祥子与虎妞婚后大病一场前发生的事，体现了明显的空间并置。具体来说，虎妞因想腾出地方给小福子接客，而打发祥子出车。在接下来的描述中，同一时间内，三个空间并行。祥子在他所处的空间中，先在烈日下又在暴雨中奔跑;同一时间段内，虎妞正把房间出让给小福子拉客人买肉体，甚至在一旁窥淫;同时，小福子正借用祥子与虎妞的新房接客。同一时间段内，三个空间并置，呈现三个人的生活状态与心理，不需要作者的声音我们便可得知祥子在所谓“家”中的困境与悲惨。 三、异化：从农民到游民
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指出，“‘游民’主要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他们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居处也不固定，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城市乡镇之间游动。迫于生计，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的手段牟取财物的。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 这一描述非常符合祥子历尽曲折，终至堕落的人生历程。堕落后的他，成了被异化社会同化了的牺牲品。
在农民身份与堕落后的游民身份的过渡期间，祥子以“进城农民”的身份处于城市的边缘，终究无法成为“市民”。这是因为一个市民除了要生活在城市外，还应有相对稳定的居所和社会关系，理解甚至接受城市生活中的商品经济、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等等 ，然而祥子作为一个车夫，虎妞的死让他失去了现实意义上与心理意义上的家;车夫群体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车夫作为一份流动性很强的职业无法保障固定的生活来源。此外，祥子还不会接电话，对现代化交通工具充满恐惧，乃至处理财产的方式――寄放在人和车厂，也是依靠原始的熟人社会关系。由此可见，他并不符合任何一个“市民”的标准，也从来从来就没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不论在农村还是城市祥子都是一无所有，那他何不选择回到农村呢?其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实在于生长于农村的农民充满讽刺性地失去了土地，城市反而成为了他们可以出卖劳动力、养活自己的地方。这种出卖劳动力的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之一。祥子进城，就是由于这一点，而他最终堕落到以出卖人头为生，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现。
如今依然有很多进城的祥子们，他们共同的悲剧在于想以最大的代价和最低的条件求生存而不可能。祥子自始至终都只是城市中的一个边缘人，不论是在物理空间还是在心理空间都是孤独的存在。如今，农民进城问题已发展为农民工进城问题，要切实保障这些人的利益仅凭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物质和制度方面的保障必须由国家提供，同时亦不可忽视精神的认同与归属，否则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们只能沦为“游民”而成为社会的“多余人”。
参考文献：
[1]赵园. 北京：城与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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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学泰.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M].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6]邵宁宁. 《骆驼祥子》：一个农民进城的故事[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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