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时代的职称并不如今天一样由某级的评审委员会来统一地评审，再由单位聘任，而是纯粹由用人单位聘任。他在北京教过大学，也教过中学，当过讲师，也当过教授，还当过一般教员，但所讲授的主要课程便是一门：中国小说史。
从1920年8月到1926年8月，周树人曾在八所学校兼课，这些学校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中国大学。
兼课也是从熟人、朋友开始的。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后，在1920年8月聘请他为本校讲师和北大研究所国学委员会委员。1923年7月，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师大前身)校长的许寿裳聘他担任小说史教员。1926年2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培基聘他为国文系教授，这是鲁迅第一次担任教授。
这时期的周树人早已名动京华，可官还是教育部科长，职称也基本还是讲师，直到即将离开这片是非之地，又有厦门大学送了教授的聘书来。一同寄来的还有路费和预发的工资，那是林语堂的`好意。
厦门大学表面是很客气的。和北大一样，周树人被聘为国文系教授的同时，也被聘为厦门大学研究院的教授，月薪400大洋。但很多学生开始并不知道周树人就是鲁迅，反而责怪学校骗人，明明听说新学期鲁迅先生来国文系任教，怎么又变成了周树人?稍后当然明白了周树人就是鲁迅，可鲁迅却开始决定离开这里了。原因较多，但生活的不便和校方的出尔反尔是主要的原因。用鲁迅支持过的一个学生刊物《鼓浪》上的打油诗概括他的生活，是“到校二三月，挨饿三四顿，包饭五六家，还要等一等”。如果说生活上尚可坚持，校长林元庆的丑恶表演更让他心生去意。一是林要国文系教授能多出书快出书，有了书稿马上就印。结果鲁迅交出了一部书稿给他，不到半小时就被原封不动地退回了。二是将去广州时，林元庆一面假惺惺地退还鲁迅的辞职信，一面为他饯行。三是一次吃饭时，有个厦大董事在侧，林介绍说：“某某先生是我们的董事。我们私立大学不管别的，谁捐钱谁就可以说话。”鲁迅借着酒意从口袋中掏出一个铜板说：“我捐给厦大一个铜板，我要说话!”耿介如鲁迅者，岂能受你这等眼色!原定的两年聘期，被他自行缩减了四分之三。他向林语堂宣布，从1927年元月1日起不再上课，也不要报酬了。
1927年元月，应中山大学之聘，鲁迅来到广州，被聘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500大洋。但9月即离穗。从此，再也没有专门从事教育工作了。
在北京时他是兼职教师，教育部里还有着名义上的300大洋的月薪。但在厦大、中大时以教书为业，一生中也就这么一年左右的光景。至于职称，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小说史研究方面的地位了，那几乎不是一个教授的头衔可以说明得了的。尽管他写这些书时好些学校只聘他为讲师，但实际水平早已非常人能及。
其实，鲁迅最喜欢自己的两个职业：当作家和当老师，但他又很矛盾，他认为当作家需要激情，而当老师需要冷静，两者不能兼顾。他在兼顾两个职业多年后，终于只选择了当作家。而那时的作家不如今天可以评个几级作家，然后由政府发工资养着。他的作家没有职称，没有什么机构给他去评个什么几级作家，但他靠自己的一支笔养活全家，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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