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甫一出世，就震惊了文坛。它断言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这一观念很快就成为了几乎所有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肯定其固有的思想价值。然而，颇耐人寻味的是，这么尖锐犀利的观点却是出自“狂人”之口。
从叙述本文来看，狂人之狂并非狂妄之狂，而是“迫害狂”之狂“，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1]444，其叙述应该是十分不可靠的。那么，读者为什么对他的论断深信不疑呢？从根本上说，叙述者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鲁迅的《狂人日记》篇幅很短，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叙述本文和插入本文。叙述本文用短短的几百字叙述了日记的来历:我听说昔日良友偶染重病，趁归乡之便欲往探视，不料已经痊愈，赴某地候补去了，其弟献上病中日记两册，以显示当日病状；我看过日记之后，觉得很有医学价值，于是展示出来以供研究。插入本文由13封日记组成，根据所叙事件，可以分成5个部分：第1部分是前3封信，我发现大家都要吃我；
第2部分是第4和第5封信，我进一步发现带头要吃我的竟是我大哥；第3部分是第6到第9封信，我明白了历史为什么是吃人的历史；第4部分是第10封信，我劝大哥不要吃人但是遭到失败；第5部分是最后一封信，一共只有两句话，既然大人难以劝阻，于是我呼喊“救救孩子”！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篇幅很短的叙述本文中，是外在叙述者在叙述；而在相对较长的插入本文中，是人物叙述者“狂人”在叙述。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断定两个叙述者是可靠叙述者还是不可靠叙述者。
这就涉及到叙述者可靠性的标准问题。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对不可靠叙述者做了最经典的定义：“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的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2]178按照布思的理论，可靠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相区分的基础是作品中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距离类型和相距程度”。以布思为代表的许多传统叙事学家都以隐含作者为标准来构建不可靠叙述者，我们称之为传统模式，这样做最大的困难在于“隐含作者”本身即是一个不可靠的概念，它是在想象中建立起来的。费伦和马丁的分类很有启发性，他们分类所依据的基础是：叙述者实际上往往要执行3种功能：
（1）对人物、事实和事件进行报道；
（2）对所报道的人物、事实和事件作出评价或认识；
（3）对所报道的人物、事实和事件进行阐释或解读。这里的每一种功能或角色沿着一条交流轴线展开，产生出不同的不可靠性：
（1）沿着事实/事件轴发生的是不可靠报道；
（2）沿着伦理/评价轴发生的是不可靠评价；
（3）沿着知情/感受轴发生的是不可靠解读或阐释。最后，他们划分出“六种主要的不可靠性类型：不充分报道与错误报道、不充分认识与错误认识（或错误评价）、不充分解读与误读”[3]87。费伦和马丁的分类不仅更为系统，而且其突出的优点是以修辞模式为基础，把焦点置于作者动因、叙述者和作者的读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不拘泥于轴线概念，强调所有的变异形式都要求作者的读者通过自己的推断，对报道、评价和阐释作出不同于叙述者的理解。
根据费伦和马丁的轴线模式，我们可以初步确定鲁迅《狂人日记》两个层次的叙述者的可靠性。首先来看叙述本文的叙述者。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
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1]444。
显然，外在的叙述者“余”是典型的可靠叙述者。从事实/事件轴来看，我们发现事件有“日前”、“七年四月二日”这样确定的时间标志，有“故乡”、“迂道”等确定的地点标志，有“某君”、“其弟”等明确的行动者标志，最关键的是事件的发展完全符合正常的逻辑秩序。从伦理/评价轴来看“，余”听说好友病重“迂道往访”，得知“然已早愈”，和好友一起发出会心“大笑”，这些都符合社会对朋友之间的伦理要求。从知情/感受轴来看，叙述者对日记“持归阅一过”，根据“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知道他所患的是“迫害狂”之类的病，具有正常的逻辑推理和解释能力。
我们再以同样的标准来考察插入本文的人物叙述者，很容易发现其中发生了分裂。我们以狂人的第4封信为例，做具体的轴线分析。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
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截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1]447。
首先从事实/事件轴看，叙述者的叙述是可靠的。主要的事件就是大哥请了何医生给我看病，而我不信任何先生，看到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我忍不住放声大笑，使他们都失了色。事件有开端，有发展，有原因，有结果，从读者的实际经验来看，完全符合事实的逻辑顺序。分裂主要发生在伦理/评价轴，人物叙述者把何医生看作是刽子手扮的，把“静静地养几天”看作是把我养肥了多吃，把大哥和何医生的失色看作是被我的勇气正气镇压住了。这种评价是错误的：从隐含的作者的视角看，叙述本文的叙述者已经代作者交代人物叙述者“狂人”在记日记期间患有“迫害狂”疾病，尤其重要的是他的疾病“然已早愈”，说明根本没有人吃人事件的发生；而从隐含的读者视角来看，其根据日常经验可以断定，“人吃人”的现象根本不会发生，况且要吃他的还是他的弟弟和邻居，这根本就不可信。而从知情/感受轴考察，我们惊奇地发现，人物叙述者的阐释和解读竟是“可靠”的，这里的可靠指的是尽管他的评价错误，但其阐释和解读却十分支持他所作的错误评价。他所要证明的问题是：中国4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所以现在有人吃我是正常的。他的论证是十分雄辩的，理论上说，中国的礼教的确是允许吃人的现象存在，《管子·小称》记载：“夫易牙以调和事公，公曰‘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蒸其首子而献之公。”[1]455讲的是易牙蒸子献给齐桓公品尝的故事，这一极端残忍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作为忠臣的典范，可见吃人在中国的礼教上是允许的（尽管狂人细节上将齐桓公记成了桀纣，却根本不会削弱整个论据的强悍）。而“割股疗亲”的例证，也是中国古代脍炙人口的至孝故事。而狂人列举的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更胜于雄辩“，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1]452这些证据在鲁迅时代的读者看来，都是确凿可信的，徐锡林的心肝被卫队炒食众所周知，狼子村的故事和人血馒头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鲁迅《狂人日记》的人物叙述者狂人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其不可靠主要表现在对所叙述事实的错误评价。
但是正如同上面所分析的那样，作为插入本文叙述者的狂人虽然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但却是一个特殊的不可靠叙述者。这个不可靠叙述者仅仅是在伦理/评价轴上发生了错误，他对事件和事实的陈述是完全符合社会和文学惯例的，尽管因为其先入之偏见使得他的叙述显得十分不合常规，但是因为作者的提示和读者的慧眼很容易将基本的事实进行还原，比如上文所引狂人与何先生的遭遇，读者完全可以自己将其还原成一个普通的看病的场景。而在知情/感受轴一端，根据我们的分析，狂人的论据是十分雄辩的，他的这种雄辩是具有广泛的适应域的，他并非完全是为叙述者辩护的，它的锋芒指向历史，指向现实，尽管其中隐含的作者故意设置了几个显而易见的错误，这些不仅不会削弱论证的雄辩，更是偷偷地提醒我们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也正是这种雄辩，叙述者时常把我们的视线从自己身上移开，转而关注他的说理的力量，而他的说理滴水不漏，不仅遵循日常解读行为的逻辑规律，而且与他对事实的评价相当吻合。因而，在这个层面上，狂人不可靠叙述的可靠阐释使小说多少保留了传统文体稳定可靠的内在特质。
可见，鲁迅《狂人日记》叙述本文层面和插入本文层面的叙述者的可靠性是不一致的。叙述本文的叙述者在3个轴上都是可靠的；而插入本文的叙述者狂人在评价层面上是不可靠的，但可根据叙述本文的事实暗示和读者的积极建构，使插入本文伦理/评价的不可靠性降至最低，并从而突出了在阐释和解读层面上的可靠与认同。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美）W.C.布思.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 987.
[3]James Phelan Pet er J.Rabi nowi t z.当代叙事理论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