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动荡围困下的晚明，却呈现出丰富而饱满的文化景观，这是令人怀念的极为特殊的多元化文化时代，艺术在自由的呼吸，大师云集，人物辈出。中国的肖像画艺术在这一阶段因曾鲸（字波臣，1568-1650，另作1564-1647）的出现而拥有了新的面貌和前途。
曾鲸的重要性常被人们忽略，因为在他同时代或前后出现了董其昌、陈洪绶、八大山人、石涛等一批大艺术家，文化在这个国度里有着超乎寻常的浓度，在动荡、昏暗的年代里竞耸立起一座座艺术的丰碑。在我们的眼里，曾鲸的成就从未被矮化，“如镜取影，俨然如生”的写真技艺享有着极高的声誉，开启了深铭于中国肖像画史册的肖像画艺术时代，我们可以作一个充满敬意的回顾。
古人的肖像创作大体有两种：其一，用淡墨略略勾出五官，后用粉彩渲染，这一技艺在唐宋尤为突出；其二，宋朝的李公麟把白描手法大力推进后，成为元明画家写像的主要手法。
在我们看到曾鲸早年的《葛一龙像》图卷和让后人赞不绝口的《王时敏小像》时，肖像画的创作在曾鲸对神采锐利地捕捉和准确的线条当中有了灵魂。
他先以淡墨将人物的面部轮廓和五官勾勒出来，随后以淡赭石和淡墨根据脸的结构层层渲染，对墨骨格外讲究。姜绍书在《无声诗史》中说：“每画一像，烘染数十层，必匠心而后止。”如果说这两幅作品还没完全体现出他开创的凹凸技艺的话，到了他五十九岁那年创作了代表性作品《张卿子像》图轴，完全到了笔墨色浑然一体，立体感尤为突显。《明画录》评价：“落笔得其神理”。
具有大众色彩的肖像画艺术是历史、社会的投影，也是千万家庭的需求，肖像画的商业元素不但使曾鲸拥有了财富，也让他在这一领域的权威性达到了空前。《五杂俎》亦言：“其写真，大二尺许，小至数寸，无不酷肖。挟技以游四方，累致千金”。这个福建莆田人，以其高超绝伦的绘画水平，不断往来于江浙，尤其活跃于杭州、宁波、余姚，居南京，追随者如云，并在中国画史上罕见地以其字命名他的流派——波臣派。
谈到曾鲸的肖像画艺术，不得不提到一位西方学者，那就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不同文化在晚明的中国土地上相互碰撞、交融，以利玛窦为代表来华的耶稣会士在上层知识分子中有着重要影响，他们将西方的历法、数学、语音、地图，也包括西洋画技法介绍给中国，扩展了中国人的眼界，特别是国际贸易较发达的沿海地区，交流更为频繁。
日本人大村西崖在《东洋美术史》中提及曾鲸与利玛窦在肖像艺术上的交流与切磋。利玛窦涉猎极广，西画上亦能创作，擅绘圣母像。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开始受到西方艺术的影响，在肖像画领域成为主流。曾鲸的聪明在于没有盲从，取中西画法之所长，在继承和引进的过程中，以灵敏的嗅觉，不失中国传统元素，又有效地与欧洲肖像创作巧妙的结合，完成了肖像画创作更细腻、真实的关键转型，开创自己独立的肖像艺术路途，并取得成功。这种成功使曾鲸挤入中国最杰出的艺术家行列，正如周积寅先生所评价的：
“就是强调了中国画用笔用墨的特点，坚持以墨线和墨晕为骨。借鉴西画的结果，是创造了我们民族自己的凹凸法，发展了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肖像画，这应该说是曾鲸的一大功劳。”
此乃曾鲸最主要的功劳，在探索西方创作手法与中国绘画语言的结合上，曾鲸的尝试已形成开风气之先的意义，尤其他领导的创作群落“波臣派”方阵的集体效应，使他的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保持着勃勃生机。在没有照相机的年代，从皇室宗教到家庭个体，对肖像画的青睐一直不减，特别对各行业重要人物的写真上，肖像画都有突出的史料价值，故曾鲸的另一个功劳是出于肖像作品的逼真，有效地记录一批大学者、艺术泰斗的英容像貌，如董其昌、黄道周、王时敏等人。
曾鲸善与人来往，同时代一流人物也乐意结识他，朋友的高端无疑增添了曾鲸的思考力，使之创作免去了匠气。他所绘写的《苏文忠公采芝图》就挖掘到了苏东坡的内心，使一种高迈的风骨跃然纸上，包括曾鲸点睛生动的肖像作品，犹擅于抓住创作对象的精气神。
张岱在他著名的《陶庵梦忆》中说到一次与曾鲸的偶遇，在崇祯七年（1634）十月，他们在杭州西子湖苏堤附近定香桥相逢，当时大画家诸暨人陈洪绶等人均在场。洪绶为东阳赵纯卿作古佛，曾鲸则为之画肖像栩栩如生，张岱作文，兴致甚高。曾鲸的朋友除了上述各位，还有大思想家黄宗羲、画家兼戏曲作家陈继儒，均为当时名士。
友人甚多，从曾鲸学肖像画法者亦众，有名有姓者不下四十人，顿时“波臣派”成为浩大的队伍，最为知名的为谢彬。
遗憾的是留存至今的曾鲸作品寥寥，散藏于各博物馆的十余幅，加上文献、书刊记载的总共才二十多幅，但曾鲸对后世肖像画创作的意义是巨大的，当年曾鲸所领导的肖像画时代是座奇崛的高峰，让我们肃然。值得一提的是南昌瓷板画神形逼真、强调立体感等创作原则与曾鲸创立的技法一脉相承，这种宝贵的肖像画遗产在瓷画创作中根据新载体、新颜料得以发扬。换句话说，曾鲸是南昌瓷板画研究中无法绕过的标杆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