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不是轻易能体会到的，家是你的归宿，家给了你什么，你就得到什么。
祖父祖母在我们的印象中是混淆的，因为有大小两个祖母，在父亲两岁之后她们便相继去世，所以我们并不清楚父亲的生母究竟是哪一位。那时只有家是个深刻而且真实的东西。
在这个六口人的小组合里，只有母亲一个家庭主妇。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一个月很难回一次家。面对着那五亩四分劣等田地，母亲仍然将它料理得干干净净，齐齐整整；茅草厢房已倾斜了十八度，楼板早在父亲流落曾祖婆家时被强盗席卷一空；两间松篾老屋总是通了又编编了又通。后来父母说他们二十年的功劳就是守住了这幢破房，如今还有几匹篱笆挂在老屋档栅的柱子上，厢房也改成了二层平房。那时我们兄弟四人都还小，帮补不了家计，母亲说我们不打不闹不惹事生非就已经给她减少很多麻烦了。
父亲是工薪阶级，母亲也因此沾了光彩。但在那“共产共享”的“公分年代”，一个月还没吃完一撮箕谷物，月底还能从油罐里刮出一二两油来。大哥穿的锦衣二哥穿，二哥穿了不烂三哥穿，三哥穿着小了我还可以穿；书包袜冒也是如此，到我这儿就像是收藏珍品一样压在箱子里，母亲总在为找一块碎布或手绢时翻到这些，看着他们发一阵愣还是舍不得扔。母亲还省吃俭用为我们添置新衣、买学习用具，我常常看见她饭没吃就躺在房间里一声不吭。在吃方面，母亲什么都会做。那时最好吃的要数炒面，那是一种把燕麦炒脆后磕成面，加糖和开水的吃法。第一次吃的人不小心都会被呛着，尤其是和得干了难以下咽时呛出泪花的滋味，至今我都还记忆犹新。逐渐长大的我们懂得用门板来划分自己的领地，却从中发现了发黄蛀烂的粮票菜票，还有布票，为什么存的是这些充值票而不是钱呢？在门板的刨沟里还残留着蛀虫的粪便，可想之前他们是那样幸福地生活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记得小时候，母亲起早去挣公分，大哥成了我们的保姆。天都黑了母亲还没回来，一天两餐都吃那玉米面兰瓜稀饭和红薯粑（有时也吃麦麸和狼橛），水食货早就消耗殆尽，螬（曹）家与肚（杜）家的“官司”正纠缠不清。大哥看我们可怜得不行，便给弟仨一人一个红薯粑，他自己却借看书一直等母亲回来；我的双脚在冬天常常长满冻疮，母亲就把我交给三个哥照看，每天上学放学他们都轮流背我，回到家后母亲又把我往地炉洞里一塞，一个时辰之后我又能自由自在地飞跑，母亲第二天又不得不重复着昨天的叮咛。那时我们竟可以貌似虔诚地用猪篓盛下这些絮絮叨叨，哥们竟可以教我一个使猪篓看上去很满的办法：在猪篓半中腰撑一两根横木棍子，猪草就搭在横木上，如果被母亲发现了，那半篓就是他们的。直到我考上大学，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在陪我走不完的路上说许多话的原因。尽管哥仨没成大器，他们也美满地走进结婚的礼堂，每人都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没有纷争，不像父母当年那样空对着两堵篾墙。
这时的家因为哥仨的分立而被划分成四块，我还在念书。似乎是余下的这块暂时收留了老爹老妈，也是这一块好像成了宝地，有父母守着，一切的财产都不会流到他人手里。我该本份地幻想着有父母的关心和史长的支持，还有侄子女们在周围呢喃的声音，我现在是这个十三口之家唯一的骄傲和榜样。然而，我的要求似乎高了一些，我不该得到这么多。我的哥们只念到初三，而我却上了大学，无论在知识或金钱上都大大优越于他们，如果用上大学这笔钱就可以为我讨好几个老婆，或者平均了哥们就可以不必去辛苦上半年。用中国前些年的某些现象说，如果多数人都富了便是基本达到共产主义，而只有少数人富就是走资本主义。我想我正是犯了这条不该犯的错误，所以每次回家取生活费时总要听母亲作“普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作汇报：也无非是没照看好小家，饿着了孙子；重男轻女，压岁钱给一个不给一个；放牲口乱拉了几堆屎，见不得有匹鸡毛粘在哪儿；大家占了肥地，二家没了灰塘，三家多用圈房……于是妯娌间呕气，婆媳间冷眉，史弟间揣测。二老没法只能把余下的拿来割舍，人说从小看大，由大看老，父母该是看到了“自己”。我理解母亲的心态，但要四平八稳的端平一碗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有一天我和女友叮了几句，没料到那居然是我们分手的征兆。三年来我一直很真诚、很忠厚的爱着她，曾经的点点滴滴是那样的热烈、那样的铭心刻骨。想着如果这段感情能够长久，我愿意放弃任何一切优厚的生活条件，甚至我那令人嗤鼻的家。我不知道自己是何时变得如此自私，想要脱立那个曾用兰瓜稀饭和红薯粑把我养大的家而独自去享受爱与被爱的幸福空间。想不到曾拥有却在瞬间失去，一切努力都等于白费。母亲劝诫过我别轻易相信外人，我曾背叛了家，又背叛了自己，我决定还是回去。母亲抚着我的头轻轻地说：“回来了就别去哪儿了，我们也想有个人陪在身边。”
父母都是进六十岁的人了，哥们都能顾好他们的那个家，属于他们的他们已经拿走，我也自然会得到属于我的那一份，可我还不一样把父母挤到了空墙之外？他们还不是得去面对，而且是“四壁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