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散文《红楼点滴》

2020-04-24散文

  【作者简介】张中行,原名张璇,学名张璿,河北省香河县河北屯乡石庄(今属天津市武清区河北屯镇)人,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著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是二十世纪末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与季羡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季羡林先生称赞他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一

  民国年间,北京大学有三个院:一院是文学院,即有名的红楼,在紫禁城神武门(北门)以东汉花园(沙滩的东部)。二院是理学院,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后改名景山东街)路北,这是北京大学的老居址,京师大学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学院(后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一个横长条。民国初年建造时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于是许多与文有关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其中最为大家所称道的当然是蔡元培校长,其余如刘师培、陈独秀、辜鸿铭、胡适等,就几乎数不清了。人多,活动多,值得说说的自然就随着多起来。为了把乱丝理出个头绪,要分类。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

  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这风气表现在各个方面,或者说无孔不入,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课堂。课堂,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格的。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虽然规定并不这样说,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这说得鲜明一些是: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所讲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却是名声在外。这是一方面。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因而目中无人。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就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人盘查,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胡胡,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次,听说是法文课,上课的每次有五六个人,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教师当然很恼火,问管注册的,原来是只一个人选。后来退了,管注册的人忘记注销,所以便宜了旁听的。

  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据我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如“党义”;有的课,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可以不重复;有的课,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步;等等。这类不上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因为这样,所以常常不上课的人,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不常上课,有旷课的处罚问题,学校规定,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学分,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怎么办?办法是求管点名(进课堂看坐位号,空位画一次缺课)的盛先生擦去几次。学生不上课,钻图书馆,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

  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但只要能进去,混混就可以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说是空气,无声无臭,却很厉害。比如说,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学生,即使很有钱,也不敢西服革履,因为一对照,更惭愧。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

  时间不很长,我离开这个随随便便的环境。又不久,国土被侵占,学校迁往西南,同清华、南开合伙过日子去了。一晃过了十年光景,学校返回旧居,一切支离破碎。我有时想到红楼的昔日,旧的风气还会有一些吗?记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老友曹君来串门,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到时候,我们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而散。我走出来,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慰。

  二

  点滴一谈的是红楼散漫的一面。还有严正的一面,也应该谈谈。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十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也就真充满这种空气。这类故事很不少,说几件还记得的。

  先说一件非亲历的。我到北京大学是三十年代初,其时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已经下世十年左右。听老字号的人说,他们二位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自然要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崔有著作,《史记探原》和《春秋复始》都有北京大学讲义本,刘著作更多,早逝之后刊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可见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当仁不让的。

  三十年代初,还是疑古考古风很盛的时候;同是考,又有从旧和革新之别。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学校讲中国哲学史,自然也是上卷。顺便说个笑话,胡还写过《白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所以有人戏称之为“上卷博士”。言归正传,钱宾四(穆)其时已经写完《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并准备印《老子辨》。两个人都不能不处理《老子》。这个问题很复杂,提要言之,书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么时代的?胡从旧,二“老”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钱破旧,二“老”成为年轻人,晚到战国,略早于韩非。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现在名教研室或教员体息室),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争执也有不这样轻松的。也是反胡,戈矛不是来自革新的一面,而是来自更守旧的一面。那是林公铎(损),人有些才气,读书不少,长于记诵,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一个熟于子曰诗云而不识abcd的人,不赞成白话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像林琴南,公开写信反对;但又不能唾面自干,于是把满腹怨气发泄在课堂上。一次,忘记是讲什么课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走上讲台。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列举标点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案即专名号),“这成什么话!”接着说,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写到他,旁边有个杠子,把他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己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杠子,他的气才消了些。讲台下大笑。他像是满足了,这场缺席判决就这样结束。

  教师之间如此。教师学生之间也是如此,举两件为例。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另一次是胡适之讲课,提到某一种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同学张君,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很惊讶,也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有时还会有不礼貌的。如有那么一次,是关于佛学某问题的讨论会,胡适发言比较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因为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根究起来,韩君的主张是外道,所以被否决。

  这种坚持已见的风气,有时也会引来小麻烦。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某教授和某同学意见相反。这只要能够相互容忍也就罢了;偏偏是互不相让,争论起来无尽无休。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这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照规定,不及格,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上写: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为照规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记入学分册,评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格。且说这次补考,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是原样。评分,写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还要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六十。但这一次算及了格,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于是以失败告终。

上一篇:诗歌欣赏:七夕,缈上云端的思念下一篇:描写大海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