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夏时节吃蚕豆，对于生活在江南的人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既是对过往经历的一番回味，又是春天一份美丽的田野风味，回报过往岁月付出劳动的人们。
今天，物质丰富的时代，对年轻人来说，吃蚕豆是一件非常小的事，而且，对于现今的小年轻来说，他们根本不想吃来自田园的蚕豆，只当作时令的一种点缀食物，偶然来一个浅尝而已。
而对于我们这些60后来说，蚕豆，作为一个立夏季节食品，在特殊年代，拥有别样的感情，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让我想起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乡下度过的一些日子。
当时，我们浜，有户上世纪60年代上海下放过来的夏姓人家，他的儿子，跟我同龄又是同学，他特别会制造一些新鲜的吃法，在蚕豆的吃法上，跟我们农家的孩子不一样。
他将采摘下来的蚕豆，剥掉上面的皮，然后，将剥出来的蚕豆板，放入油锅内炸成金黄色，放入一些盐，那个味道着实让我们同浜的小朋友大喊——“好吃”，追着他讨一点油炸豆板品尝一下，因为这个缘故，夏的儿子在我们的同浜小朋友中，是非常有人缘的。
当时一般的家庭，大人是不允许小孩在油锅内炸豆板的，因为这样要多耗菜油，在那个特殊年代，菜油是按人分配的，往往一个人一个月的配制是非常少的，如果平时不节约，往往月底就没有菜油吃了。
上世纪70年代，以生产队为单位，每到立夏前后，我们一起在大队念小学的邻居校友，会一起上学，放学后一起回家，男孩会在路上，采摘几片蚕豆的叶子，撕开叶子的一部分，只露出白色的一层膜，将膜放在嘴边吹吸，会发出非常剌耳的响声，招来同伴及路人的注意，而女孩子会在岸边，仔细查看蚕豆苗，采摘一些发育不正常的豆耳朵，放进自己的口袋，回家再赏玩。
蚕豆花开的时候，多种色彩的组合，非常吸引的人眼球，同时也会引来蜜蜂的关注与穿梭。
等到蚕豆成熟时，生产队会分给每户人家一些青蚕豆结。那也是我们童年最开心的时节之一：用麦秸编成四方体的框，框内放入已经煮熟了的青蚕豆，然后，手拿着蚕豆框，来到生产队的晒谷场地上，约上几个小伙伴一起玩，一起吃蚕豆，欢声笑语、蚕豆清香混合在一起，兴趣来时，又会一起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
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件让人意想不到与蚕豆有关的事，在一个叫做对泥浜的李家头发生了。
记得那时我正在大队念初中。
一天，平时一直准时来校的同桌保金，今天不来上学，又不请假，询问他同一个小队的的秀发，才知道，他家出大事了，保金的父亲死了，是怎么死的，秀发一时也说不清楚。
我放学回家，从大人的口中才知道，保金的父亲，身高1.80米的老李，自己生了四个儿子，而且，每一个小孩子之间只差了二三岁，生活过得非常艰难。
当时的政策，户口将一个人牢牢地控制在一个地方，农民只有在生产队里出工挣工分，才是正当合法的，不许农民搞其它的经营活动。
保金家，他爸老李上有老人，下有四个还没有成年的男孩子，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虽然拚命干活，依然无法让一家人吃得饱穿得暖，往往到年底一结算，总是一个透支户，靠生产队透支过年关。
一个晚上，老李吃过晚饭，与自己的夫人聊天。夫人阿珍说，老李啊，你看看，我们的老大已经15岁了，由于吃得差，个头比别人家的同年孩子小，你得想想办法啊。
老李抽了一口雄师香烟，叹口气说，这一家人，靠我们两个大人挣工分，在自留地上虽然种了菜，但由于自留地不大，又不允许将种的菜上街换钱，做人好难啊1阿珍，让你受累了。阿珍听到此言，也只得不再说什么。
老李实在也想不出特别好的办法，就趁几个孩子睡觉了，跟老婆商量，晚上出去到生产队田里面，采摘一些新蚕豆回来贴补家里的饮食。
老婆一看自己的几个儿子，又看看老李，也不说反对的意见。
于是，晚上，老李就悄悄去小队田里，采摘一些蚕豆之类的植物，第二天就给几个孩子煮了一下，让他们吃个痛快。
刚开始队里没有人觉察，后来老李又增加了采摘的频率，这样一来，有些生产队的社员，就向队长汇报了老李偷摘生产队蚕豆的情况，队长就登门向老李做思想工作，老李口头向队长表示了改正这个错误，但后来，经不住家里几个孩子要吃蚕豆的呼声，老李的毛病又犯了，这让生产队长很恼火，并将知道的情况，向大队书记作了报告。
就这样，一件非常小的事情，经过这一程序，就变成了大的事情，老李在生产队的会议上，被作了一个点名批评，并要求在生产队会议上作出深刻的检查。
就这样，一个身高1.80的乡下汉子，遇到了生活中的突然变化，本来就不善言辞的老李，变得更沉默寡言，生活的重压再加上精神上痛苦，让老李彻底变了一个人。
不久之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高个子老李，用一个绳子，在自己的西厢屋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岁数还不到40岁。老李这一走，让自己父母，失去了儿子，让妻子，失去了依靠的丈夫，而让自己的四个儿子，成为没有父亲保护的孩子！
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正在市区的新华路上行走，老李的大儿子保金，开着电瓶车从我的身边走过，叫了我的名字，我连忙回头一看，是保金同学。两人就暂时停下脚步，来到马路边人街道上，聊起了家里面的情况。
保金说，自从父亲不幸去世后，基层组织作出了一些规定，救济我们家……。
现在老家也要拆迁了，可惜父亲死得太早了，没有看到四个儿子长大的日子，我们兄弟四个都学了泥水匠，先后都成了家。经济政策开放之后，我们兄弟努力挣钱，现在生活都不错。
你母亲大人还好吧？我问道。“噢，已近八十了，身体依旧还好！”
“那你的小孩多大了？”我问保金。“已经27岁了，孙子已经3岁了。”保金回道。噢，“真的恭喜老同学了！”
“老同学，有空到我家来坐坐，叫嫂子孩子一起来。”保金热情地说。
我爽快地说：“好的，到时我会打电话给你的，来看看你家的巨变！”“一言为定”，“好的，一言为定！”
又到蚕豆飘香时，那上世纪七十年代乡下的一些小事，至今想来依旧是那样清晰，特别是保金家中的突变之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今日想来，依然让人实然颤抖并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