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初春的一个早上。
阴云笼罩着大地，西北风呼啸着猛烈地敲打着破碎的门窗，冷冷清清的蠡县县城汽车站候车室内，三三两两的乘客不时裹裹身上的厚棉衣，搓搓冻僵的双手，等待上车。
我和爷爷挨坐在一条又硬又凉的长条木椅上，默默地吸着烟，很少说一句话。我很纳闷，我和爷爷以往在一起说说笑笑很少有停的时候，今天却挑不起一句话头。
开始检票排队上车了，爷爷朝我挥挥手，一直站在检票口后面望着我。当汽车驶出汽车站大院朝往西去的街道处拐弯时，隔着车窗玻璃，我猛然回头发现，72岁的爷爷返身追出候车室门外，又一次挥手相送。由于车速快，眼前的一刹间被车轮扬起的遮天蔽日的尘土隔开了。
“再也见不到爷爷他老人家了。”一种突如其来的不祥预感，莫名而又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
六年后的一天，站在爷爷的坟头前，我的喉头象被坚硬的石块卡住一般，哭不出，喊不响，记忆中的往事，潮水一样地涌入脑海。
当年的故乡老家可以用“一无所有”几个字来形容。乡亲们长年累月在土地上浇水刨地耕种，风吹日晒，早出晚归，出一天工仅能挣到两毛钱。累死累活，辛苦劳作一年，还得东筹西借补交偿还亏欠生产队的粮钱。故宅就坐落在村里一条土道的南面，土坯垒成的低矮的院墙，房屋四周围墙壁斑驳，刻下了岁月的印痕。离此不远的前面，有一个约两百米见方的大水坑，那是我们小伙伴天然的乐园。炎热酷暑，不睡午觉，一丝不挂地跳入水中“扎猛子”。隆冬季节，穿着棉絮外露的破棉袄，驾驶着用小木板制成的简易木筏，在坚硬的冰面上纵情驰骋，水坑干涸的时候，分成“南头”“北头”打土坷垃仗。
贫穷的日子显得时间有点过剩，闲唠就成了父老乡亲们打发光景，消磨光阴的一种特殊的消遣方式。爷爷奶奶待人宽厚，人缘好，这里就成了当然的`聚会场所。每当夕阳西落，三间陋房的炕上坐着的地下站着的人挤得满满当当，说古道今，谈天说地，热闹得像赶集一样。每当这时，爷爷坐在一把棕色老木椅上，抽着手卷的旱叶烟，或静默不语地听年轻人“侃大山”，或同身边的几位老哥们回顾过去的事情，谈到高兴处，常常情不自禁地用手抹一把脸，发出爽朗的笑声。这种闲唠嗑往往要持续到很晚才散。
爷爷一家六口人，全家人的生计全靠他。爷爷有喝酒的嗜好，因为缺钱几天难得品上一盅酒。但不管手头多紧，他总是尽可能的不让小孙子委屈。有一年冬天，我穿的鞋的鞋面与鞋底分了家，十个小脚趾光光地裸露在外面。爷爷发现后，领我到集市上，用兜里仅有的5角钱，为我买了一双新草鞋。现在穿草鞋早已成为了历史，但我无论穿过多少鞋，都觉得比不上爷爷买的草鞋温暖。
平常，大多时候我总是象影子一样跟在爷爷的身前身后。爷爷去浇地，去河边打鱼，去县城里赶集，都少不了我，甚至爷爷偶尔上“老地方”喝酒，刚向卖主要了一把带皮花生，小小的我已经闻风而至，倚在他的腿上。这样的好爷爷，还没等孙子来得及报答，怎么会离我而去呢。
插队下乡那年，一次塌方不幸把我的左脚砸伤，脚面肿胀得像一个大面团，回到故乡后的一个多月里，爷爷每晚都到邻家为我熬红花草药，让我洗脚消肿，风雨无阻。看着爷爷憔悴的面容，想想爷爷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仍然一如既往地为儿孙操劳，我感到心头沉甸甸的。
爷爷在我返城走的那一年去世了。听爸爸后来讲，爷爷染上了黄疸性肝炎，面容枯槁，人瘦得皮包骨头，他在垂危之际曾经对爸爸讲：“我想去孙子那里看看。”这样的话，爷爷也曾对我讲过，但我当时却以种种理由拒绝了他。爷爷含辛茹苦一辈子，却由于我的疏忽，再也不能实现这最后的一点愿望，我追悔莫及。
新移的坟墓还没有长草的痕迹，每年的清明节，亲人们都要到爷爷坟上磕头烧纸祭奠。透过泪水涟涟的双目，我仿佛看到了亲人们祭奠的情景，纸灰飘燃，鞭炮齐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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