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朝代濒临落败时，能够抵抗到最后的，常常是文人。虽然他们文弱得手无缚鸡之力，但能以生命殉情、以生命殉国。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之前，朝廷里的人们早已收拾好金银细软落荒而逃了，但是有一个叫王懿荣的人没有跑，他选择了自杀，而他自杀的过程太惨烈，先是吞金未死，然后又喝毒药，虽然撕肝裂胆，却居然还活着。最后，他爬到了井边投井而死了，死得义无反顾，就是这么一个人，保存了到后来被人解密的甲骨文——殷墟文化。再往前推进几个朝代，南宋的文人大概是最有气节的文人了，陆游、杨万里、文天祥、岳飞、李清照、辛弃疾，他们诗文里的每一行字，都是呐喊与奋争。辛弃疾在合上眼睛的最后一刻，还连着三遍高喊“杀敌！杀敌！杀敌！”
这都是气节。
因为钟爱。钟爱他们的祖国，钟爱他们的事业。他们可以清贫、可以受罪、可以忍辱负重，但就是不可以离弃自我的、自然的精神。
历史再往前行进，就和另一个人不期而遇了，他是一位画家，黄公望，他因《富春山居图》而留名，黄公望嗜酒，他每天躺在一个静谧的郊外，喝着酒，看着远处的大山，这一躺、这一看就是大半日，乃至扔在身边的空酒瓶堆成了一坨子。当《富春山居图》终于问世时，他也把对国土的眷恋浓浓地涂在了不灭的时光里。还有个画画的人叫郑板桥，留有一首咏竹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气节，不是从富有中长出来的，它和那些骑马坐轿、高朋满座、一声令下如山倒之类的威风毫不相干，气节，在精神的田园里栽种，也在精神的田园里收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文人的气节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物质环境的压缩，回馈了他们精神环境的拓张。
精神是田野的风，鼓吹起他们气节的飞扬，旌旗一样。所谓的高风亮节，便是环境对于心境的考试。
文人大都清贫。清贫了，思想也就轻盈了，没有了花天酒地、没有了你争我夺、没有了妻妾成群，物欲的匮缺，为精神的增长腾出了空间。每天能做的事，就是想事儿。想入非非、苦思冥想，于是，文学就产生了，哲学就产生了，艺术就产生了。达芬奇《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曹雪芹的《红楼梦》，马克思的'《资本论》，都应该是在思想的飞扬中问世的。有一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幸运，没有淹没在物欲横流中。
在开国大典之前，在河北省那个叫做西柏坡的山村，喜欢抽烟、习惯思考的毛泽东就曾对他的同志们告诫过：“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朱自清是文人，他宁愿饿死而不吃美国面粉的故事，耳熟能详。再往前推千年，还有伯夷和叔齐宁死不食周粟之美谈，这都是气节，沉淀多年后就风化成了文化。而最糟践文化的，是物质之“文明”。金钱关、美女关，一般的英雄都是过不了的。电视剧《潜伏》里有个结巴子特务，在此抄录他一警句：“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儿，你告诉你哪一根是高尚的？哪一根是龌龊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世界上最难超脱的事情，就是走不出这个怪圈。
气节是境界的旗帜。境界越是高远，气节的旗帜就越是飘扬的潇洒。
谦谦君子竹有节。梅兰竹菊，是气节的榜样，人需要向她们看齐。真正经典的事物，必是空前绝后的绝唱，没有什么再可以超越，她们无需表白和诠释，这恰恰是最好的表白和诠释。唐诗有气节，宋词有气节，或雍容华贵、或汪洋恣肆、或荡气回肠、或宁折不弯，她们不会和任何文字比肩，更不会向任何事物、向历史和未来投降，她们的每一个字，都抬着高昂的头。我们的结论是——文化，才是气节的凝固和定格。佛陀是文化，释迦牟尼是文化，老庄、孔孟是文化，她们彼此间不交易、不伪装、不攀比、不争斗、不模仿，永远保持了自我的模样。
男人孟轲，是操守气节的榜样，他的话掷地有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如是，这个世界就没了背叛、没了屈辱、没了阶级、没了贵贱。
其实，人人都可以做伟丈夫的。只要拥有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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