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宁波市郊区农村，我在那儿生活了五十多年。几年前，因为县政府要在这儿建设工业园区，只得满怀留恋之情，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那块承载着我多少欢乐和伤感的厚土，住进了城市的水泥森林。
老家太老，没有什么现代气息，可它是那么古朴、厚重。每每置身村口，东眺，清晰可见东钱湖边的群峰叠翠；西望，隐约能闻宁波市区的人声喧闹。村前稻浪在微风中翩翩起舞，屋后小河在月光下潺潺低吟。
这儿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周边河流纵横，阡陌交错，稻田一望无际，村落星罗棋布。无论村庄大小，大都依河而建；大河边建大村庄；小河旁有小村落；就连小漕嘴的尽头也会有微型小村，那儿尽管只有一二户人家，也能过得有滋有味。有河有人就有生气，必定建有大小不同的河埠头。
想当初，沿江沿海建的是码头，那儿停靠的是大小轮船；我们的小河边建的就是埠头，不只是为停泊船只，而且是生活的港湾、亲情的纽带、消息的集散地、与外界联络的中心；这儿有乡亲们的欢乐、喜悦和哀怨、悲怆。
老家那条无名小河由东钱湖缓缓流来。柴、王两村隔河相望，两岸都建有埠头。我们柴家村还有三个漕嘴：前漕头（我家就在那儿）、小河头（因为支流很短，后来基本淤塞）和大漕头。每个漕嘴的埠头比小河二岸的埠头更多，三个漕嘴中又以我家所在的前漕头最为壮观：由东边流来的小河在廿九房分出一条支流向南又折向西形成了一个L型的漕嘴，那一竖的东岸是一片庄稼田，西岸建有民居，几间楼房坐北朝南，在东面造了一个埠头，独门独户，占尽风水。自此开始二岸都垒着整齐的石坎。漕嘴北岸的埠头是长长的一字形，只是在转角处另外单独建造了一个小埠头(是倒马桶、洗尿布的肮脏埠头）；我家在南岸，这儿除了高高的石坎，还有三个埠头：一个呈马鞍形、一个是长长的一字型、还有一个离得远一点的小埠头很窄，但却笔直伸向河的中央。所有埠头虽然形状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有像楼梯那样的台阶，大一点的台阶多，就是在河水小的时候也能用，小一点的台阶少，水位一降低使用就困难了。
河埠头对于当时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游乐场。跟着母亲来到河边可以吃到她刚洗好的荸荠、莲藕和菜瓜。夏天，旱鸭子们拉着埠头学游泳，学会游泳以后这儿就成为最好的跳台，大家用不同的姿势鱼跃入水；冬天，小河冰冻，我们甩开双手用碎瓦片在冰上比赛溜瓦片。春秋时节大孩子在石坎边上钓鱼钓虾，小朋友趴在埠头边上摸螺蛳......
在没有安装自来水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河埠头是乡亲们洗涮和取水的主要场所。
每天天不亮，河埠头就开始有了忙碌的身影，那是挑水的男子汉。经过一夜的沉淀，混浊的河水总会变得清澈了许多，这是取水的最佳时机，因为白天还有更为繁重的活儿等着他们，所以勤劳的人们就会起早挑水。每人一担水桶，站在埠头边弯下腰，将水桶往河里一按，扑通、扑通两下子舀满了河水，然后腰一直，迈开轻松的步伐，哼着小曲回家，到了水缸边，右手一拎，左手一揿，将装满了河水的一只水桶轻轻地靠上缸沿，一桶水就倒进去了，反过来再倒另一桶水。从舀水、挑水到倒水，他们都干得那么轻松利索，这全靠着腰劲和手劲。我去挑水，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本人既无腰劲，又无手劲，（就像我母亲常说的：“文不像读书人，武不像救火兵。”）舀水时必须放下扁担，用双手将水一桶一桶地提上来，一担水从埠头挑到家里，中途还得放一放，歇歇力，捏捏酸痛的肩膀，到了家里倒水时也只能用双手一桶一桶地倒，生怕敲碎大水缸。那时勤于挑水是对母亲的孝心、对爱人的爱心的最好表达方式。不然，她们就得一小桶一小桶地往家里拎水，这是何等的辛苦。
男人们碰头时是很少说话的，最多是互相点点头，即将黎明的村庄听到的只是打水声和有节奏的脚步声。而一到天亮，女人们来到河埠头，那可就人声鼎沸啦！
宁波老话说：“河埠头讲阿婆，佛堂间讲媳妇。”似乎不无道理。那时来河头洗涮、打水的大都是女儿、媳妇。不是吗？新媳妇过门第三天，还得举行一个“出河头”的仪式呢，让她认识这里，认识左邻右舍，这时孩子们还可以和她打闹打闹，开开玩笑，在她身边扔石头什么的，让水花溅得她一身一脸（所谓三天无大小么）。以后的日子，她就成了河埠头的常客啦。左手一只篮，右手一只盆，背上还背着一个小娃娃就是那时妇女出河头的真实写照。篮里是锅碗瓢盘，盆里装裤衫鞋袜，孩子放到埠头旁的大树下，自己蹲下来洗完盆里的，再洗篮中的，锅碗瓢盘叮当作响，敲衣棒槌上下舞动，鱼儿在水面跳跃，孩子在树下哭闹......而她们呢，当然还得和同病相怜的嫂嫂婶婶们议论议论各自的婆婆和老公。
历古以来这儿根本没有马路，通往外面的道路最好的是整块石板铺成的大路，有的地方是碎石板拼凑成的小路，更多的还有泥路。进进出出的小量货物交易全靠两只脚，我父亲做水产小生意就是两只篰担一根扁担，“上磨肩胛，下磨脚底”地奔走于宁波和乡村之间。小户人家种几亩薄田，从播种、施肥直到收割，靠的也是肩挑、背扛：：播种后，将一担一担的人粪尿，草木灰、鸡鸭屎挑到田头用作肥料，收获时又将一担一担的稻谷、稻草挑到晒场上翻晒入仓。
解放以前家里有船的人家在一个村子里屈指可数，（土改时，有农船的至少会被划为中农甚至富农）互助合作以后，农船等生产资料按股入社，归为大家共有，不久后，集体又增添了不少水泥船，河埠头也就停满了大小船只，显得越来越热闹了。
农船在我们乡下大大小小有很多种：田庄船是最普通的，河泥船就小一点儿，再小一点儿的是脚划船、捉鱼船、鸭蛋船，最小的当属渡船，先进一点的是抽水机船。这些船平时大都停泊在河埠头，参差不齐，蔚为壮观。
原先一担一担地挑着往返于田间村庄的农资，后来基本上都可以用船装载了，运往田头的是一船一船的种子、肥料和农具；运回的则是一船一船的粮食、稻草及瓜果。农闲时节，五更时分，男男女女的社员们带着土司、镰刀、坑锨等工具和干粮在河埠头上船出外去积肥（割野草、拾牛粪、换便），农忙季节，天不亮大家就坐船出发去田间收割、插秧。年老的社员则在晒场上翻晒稻谷，等待一船船由田间运回的“毛箩头”，将它扬净晒干，最后又是在河埠头目送一船船金黄的稻谷摇去交公粮或者卖给粮库。
河埠头最热闹的时候是迎接新娘。十里红妆、凤冠霞帔、花桥迎娶是宁波新娘引以为豪的特殊待遇，然而从我懂事起，就没有看见过坐花桥的新娘。不论哪一家娶媳妇都是用船摇来的，搬嫁妆、接新娘，回娘家......用的全是船。最多是在船篷外面贴上几个大红的双喜以表示吉庆。记得我姐姐出嫁时，姐夫家就在河对面的马家桥，姐姐也是坐船去的；我还坐着船去做阿舅呢。我姐她婆婆老是提起少不更事的我喝醉了酒在船上跳来跳去把老太太吓得够呛的情景。河埠头是新人新生活的开始，也是孩子出生的第一站，谁家的孕妇临产了，家人就用船摇着去卫生院，我大女儿在上海降生，小女儿就是我请我的朋友（因我的摇船技术不过关）用船摇着我的老婆到下应卫生院请医生接生而降临到这个世界的。
河埠头停泊的航船相当于如今的公共汽车，朝发夕归，载客带货，风雨无阻，清晨，老大用嘟嘟的海螺声一遍遍地告诉乘客们要开船啦！家里的大人进城了，傍晚孩子们一听到海螺声再次响起就会等候在埠头边，盼望着从那边带回的美食；无暇进城的乡亲也会委托船老大从城里带回酱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偶尔从宁波划来的脚划船在乡亲们眼里可比现在的出租车气派多了。那是两头尖尖、中间盖着油黑发亮的竹篷的小船，老大坐在后艄，一手掌舵，双脚划桨，一桨一桨地从宁波划向乡村，当它稳稳地靠上河埠头，衣着鲜亮的远方来客一从船舱里走出来，消息灵通的人们就会来一个夹道欢迎。
河埠头分享着我们的欢乐，同时也承担了我们的悲哀。
孩子溺水，父母亲人在这儿悲痛欲绝，老人逝去儿孙们用船送他们上山。每逢清明、冬至，族长大清早就会敲锣高喊，唤醒村里人坐船到山上去给老祖宗进香扫墓。
如今，这一切都在渐渐地离我们远去，工业园区、居民小区、高档住宅楼群像雨后春笋一般先后建成，村民们住进了新的居民小区，用上了天然气、自来水，小河已被条石、水泥规范得整整齐齐。河水再也不高唱低吟，而是平静如镜，鱼虾不见了，水草绝迹了，......那河埠头呢？恐怕再也难觅踪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