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到了，虽然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但是每当新年来临之际，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儿时那些过年的情景，让我永远难以忘怀。
1948年我父亲本在南京当警官，因工作调动，只身先赴台，我妈随后几个月才到。那时她才满二十岁，刚怀上大姊，听她说搭船时，每天都晕船，吐得七荤八素。到了台湾，生下大姊之后，她又不懂得避孕，小萝卜头接二连三来报到。早期在台湾生活很辛苦，她常挂在嘴上说：当年如果不是怀了孕，老爸每天催，她绝不会坐船来台湾的。我们听了都在心里偷笑。因为我妈曾在南京日伪时期当过女警，如果留在大陆，说不定被当成了日本间谍，重则枪毙，轻则坐监，那还不如做我们的妈来得强！
小时候，我家就住在台北士林派出所隔壁的大东路八十四巷内，日据时代这儿是日警宿舍。八十四巷虽然不是眷村，但分到宿舍的家庭，全是跟随国民政府撤退来台的外省人。例如老蒋总统的随身副官蒋孝镇伯伯，他家就住我家正对面。蒋妈妈待人和气，做的一手道地的江浙菜，尤其她做的葱烤鲫鱼，真是人间美味。有时候蒋伯伯从官邸带回蒋夫人赏赐的枣泥糕，我们家有幸也分到一些。另外曾当过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先生也住在这个巷内。离我家不远处，还住着帮蒋夫人宋美龄服务的蔡妈和陈妈两家。
当年巷内住的太太们来自大陆南北各省。我爸是河南人，爱吃面食；妈妈虽然是南京人，但也很快向邻居学会了包水饺、做包子、馒头和花捲。记得小时候端午节快到了，粽子不论甜、咸口味，妈妈跟邻居们一学就上手。真怀念小时候，近端午节时分，我们放了学大夥一块走路回家。等快走到巷口，老远就闻到每家飘出蒸粽子的香气，我一路闻香，走到巷尾的家门口时肚子早已饿扁了。我淘气地跟妈妈高喊着：“粽子蒸好了没？我要吃豆沙粽。”
岁月如梭，我们渐渐长大了，台湾经济出口也逐年上升， 过年时家中亦有钱买鱼和肉了。妈妈又跟邻居学灌香肠、做咸鱼和腊肉。每次等妈妈灌好了香肠，我就拿着缝衣针，照着妈妈的样子，帮她在每根香肠上戳上小孔，像是玩游戏似的。从此，我家也开始过上了好丰年。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夜，妈妈烧了条大鱼，煮好后先放在桌上准备迎来“年年有餘”的好兆头。大概是味道太香了，没想到我家一向守规矩、乖巧又聽话的母猫，那次竟然大起胆子、趁着大家不注意时跳上了饭桌，将鱼咬了几口。幸好被我们及时发现，但鱼却已经破了相。这时妈妈却不慌不忙地将鱼翻转个身就又成了条品相完整漂亮的红烧鱼了。待我们想起要找那只闯祸的猫算帐时，机灵的它早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了。
六十年代中期，巷内的妈妈们突然流行起打毛衣，也不晓得是哪位妈妈先学会的，其他的妈妈们也开始学，每位妈妈都不落人后，人人手织一件。那时自己打的毛衣比外头卖的成品价钱便宜很多。我妈妈学会了基本针法后就开始打起毛衣，她的手巧，不论是背心、套头和外套，样样均难不倒她。之后，她又学会打麻花和口袋。以后每到过年前，我家七个女儿，每人都身穿妈妈精心织打的毛衣。记得有一年，妈妈正在打我新年要穿的红毛衣，我每天回家都要检查妈妈的进度。有时候她打到胸前，我还要求要加条麻花样和两个大口袋，妈也不厌其烦地帮我加上。到了大年初一那天，一大早穿上我的红色新毛衣到巷子内每家邻居去拜年，骄傲得像只红孔雀，并向邻居小同伴们展示我的新衣和新鞋，另外也收到每家给的花生和糖果，这时我的大口袋就派上用场了，两个口袋塞满了糖果。儿时过年，我真是开心极了！彷彿就像在美国过万圣节般，记得儿子小时候万圣节时去邻居家讨糖果时也总是满载而归。没想到中美习俗竟然有异曲同工之妙。
年三十晚上我们七姊妹轮流向父母拜年、领压岁钱。我爸爸从前在大陆老家是个养尊处忧的大少爷，到了台湾和我妈两人孑然一身从零开始，不知道每到过年他们是否思乡心切？那时候我还小，哪懂得大人的乡愁啊！尤其我们这群外省第二代，在台湾几乎都缺乏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的疼爱，更別说伯叔姑舅和姨妈的亲情，想想也是人伦悲剧。不过当时年纪尚小，也还没有感觉得到哪里不对劲，每次到本省籍同学家去玩，发现她家有那么多长辈和亲戚，反而觉得很稀奇呢！
我十岁之前所收到的亲友给的压岁钱都得缴给父母，以后家中经济宽松了，我们便可以留下亲友给的红包。我是家中小气财神，当然将压岁钱存到邮局，留着慢慢花。元宵节碰巧是老妈的生日，家中常会请客，我们这些小孩当然开心，因为饭后甜点是好吃的元宵再配上红豆汤和妈妈的生日大蛋糕，而且晚上又有花灯可以提，多么令人兴奋啊！等吃完甜点后，我们小孩子都到巷内集合，年纪小的在巷中邻居大哥大姊的带领下，大男孩们高举着竹子做的火把，小男孩和小女孩们则拿着街上买的花灯，大伙浩浩荡荡地往士林国小操场前进。等我们到了操场，瞬间将黑漆漆的操场照亮了不少，大夥儿都很开心！有一回，五妹拖着四轮红色透明纸糊的乌龟，走着走着便不小心着火了，大家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一点点地烧光。等我们将蜡烛和火把油用尽，才尽兴凯旋迴家。
今年元宵节老母亲将过九十寿诞，她现在视力不良，打毛衣的工具早已束之高阁。在此遥祝她老人家身体健康，生日快乐，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