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粮食时，我的神情变得庄重起来。
在故乡，粮食是庄重的植物。它们艰难地生长在田亩之间，秀苗，长叶，开花，结实，一切都与劳作者的心相呼应。
对粮食要有敬意，千万不要慢待它们。这是父亲活着时，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后来，这句话，就成了我的。
每次说给女儿听，她都会对我翻来覆去的话反复地笑，边笑边用手指指着我说：老了，爸爸，你老了。我也觉得我快老了。变旧了的心事，越来越爱朝着我所来的地方走。
在饭桌上，在因聆听故事而更加专注的眼光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会讲到那些粮食。讲着，讲着，我的心就慢慢地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密密匝匝的粮食和粮食之间。
提到粮食，首先当然就应该说说稻谷。
在邱家湾，稻谷被简称为一个单独的“谷”字。比如，有人指着后头塘边的一块田问：今年准备种什么？父亲就会这样回答：当然还是种谷。另外，稻谷成熟时，我们不说是去收稻，而是说去割谷。只有稻谷，在脱下了籽粒之后，余下的茎和叶，我们才将其称之为稻草。
在稻与谷之间，好像谷这个字，更受偏爱。如果我说稻田，父亲总会忍不住纠正为“谷田”。
在我看来，所有的农活中，种谷是最辛苦的活。要选种，要发秧，要整田，要插秧，要杀虫，要扯秧谷（间）草。而且，还要割谷，挑谷，打谷，晒谷，加工出米。这样百折千回的劳作之后，一锅白米饭才能热气腾腾地出现在面前。
我记得，每次插秧，就是全家出动，不能有一个人闲着。白汪汪的一片稻田，被阳光照着，似乎不断向四野延展，看上去一望无际。
而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按一定的间距，将绿色的秧苗，一棵又一棵地插下去。一个固定的动作，被我们无限重复，重复成满身的汗水和我一声又一声的叹息。
而母亲却不动声色，只是低下身子，一边后退着，一边把秧苗插下去。没过多长时间，一畦翠绿的颜色就像一匹绿纱一样，慢慢舒展着，从垄头延伸到了水田的中间。
接着，姐姐也牵着一匹淡绿，慢慢地朝着母亲靠过去。
而我，被围在中间了。我身后的空白，越来越窄，到最后，就几乎都是秧苗的绿色。
秧苗插下去之后，稻谷就进入到漫长的生长期。几场雨下来，稻田葱茏了，行间的水清澈起来。等到小鱼小虫游来游去的时候，鲜嫩嫩的稻穗开始从鼓胀的苞膜里，露出头来。蛙声四起之时，就可以看见细细白白的稻花。
蹲在田埂上，父亲叫我闻稻花的香气。
我说，我怎么闻不到？
父亲说，心要静，静下来，就可以闻到了。
我闭上眼睛，从广大的田野里收回心。静，再静，像父亲一样，静到万虑俱寂，静到天地之间只有我的嗅觉。
终于，丝丝缕缕的香气，随轻轻的风涌过来了。有稻叶的香，有稻花的香。我能感受得到，稻花的香气比稻叶的香更浓一些，但它们都带有水的清新和清凉。
慢慢地，我的整个身体，似乎被一股清风轻轻托起来。我在稻田上飞，但我的身体一直在原地，在闭着眼睛蹲着的父亲的身边。
我一直认为，每一粒谷子，都是太阳用自己的光慢慢烤熟的。熟了的谷子，最后有了太阳的金色。看着明亮的稻田，即使在雨天，也会觉得整个世界依旧是晴朗的。
一个穿白棉布衬衫的少年，就那样在稻田边站着，接受着最初的美学启蒙。
而这美学，关乎田野，关乎粮食，关乎劳作，关乎天与地，以及天地之间的阳光雨水和风。
如果说，稻谷是水生作物，那么麦子就应该是旱庄稼。在我的记忆里，麦子可以种在邱家湾的任何一块地上。河湾，土坡，抽水台子，甚至坟地。
麦子，是落地就生的孩子，耐得住贫瘠，受得了艰苦。冬天，当所有的草木都瑟瑟发抖时，只有麦子把满地的白雪当一床棉花被子盖。
躺在床上，听着屋顶上尖厉的风声，我总觉得，那些麦子就要死了，那些麦子可能过不了这个冬天了。
可每一年，我的担心都是多余。雪融之时，它们容光焕发的样子，让春天的空气都绿了。
世界重新充满了希望！春风吹啊吹，吹的都是麦地。在墨绿的颜色里走，怎么也走不得到头呢，麦地之外，还有麦地。于是，我干脆躺着，让旷野的风吹了我，又去吹装满野菜的篮子，然后又去吹麦子。
蓝蓝的天空下，我做的梦，也是墨绿色的。我听见，麦子拔节了，麦子抽穗了，麦子开花了。
当我睁开眼睛，尖尖的麦芒，已与太阳的光芒针锋相对。
夏天来了。
麦地里出现了六种黄铜的颜色。我带着满身金属的光芒回家。我看见，在墙壁的缝隙里，那悬挂了一年的镰刀，被母亲一一取下来了。
父亲开始在门口塘边的桑树下磨镰刀，磨到深夜，天上的月亮，被他磨到锋利而铮亮。我看见大大的汗粒，在光光的脊背上不断摇晃。
终于开镰了！全家出动，房屋空虚，村庄空虚，只有天空下的麦地像金黄色的蛋糕蓬松而充实。我家的几把镰刀，闪电一样，在麦子的根部，反复游动。
麦子们倒了。麦子们在痛快地喊痛。
我看见身患老痔疮的父亲，停止收割，在麦茬里，用右脚后跟顶着疼处，蹲了蹲。然后，又挥动镰刀，把麦子一片接一片地放倒。这些成熟的麦子，必须快割快收，怠慢不得。否则，那些浑圆的麦粒，就会散落在田野里。
因此，收麦是和阳光的搏斗，是和雨的争抢。在故乡，一粒麦子就是一滴汗水，这不是一个作文中的修辞，而是一个事实。
麦子收割完之后，还要打麦，还要扬尘，还要晾晒，还要归仓。
当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才真正明白，我家的小麦馒头，为什么会这样白，为什么滋味深长。
在我的邱家湾，被郑重称之为粮食的，还有大麦。
大麦和小麦长的很像。也有长穗，也有尖锐的麦芒。不过，大麦的穗要大一点，麦粒不是藏着躲着，而是粒粒显露出来。大麦，不是主粮，大多用来酿酒，或者用来做一种名叫“咖吧”的零食。
我记得，这种零食做法，就是将大麦炒熟，然后用磨子磨碎，然后用细纱筛子筛去麦皮，筛下的细粉就叫“咖吧”。通常的吃法是用热水冲泡成糊吃，味道很香。
还有一种吃法，就是直接舀出一勺，放进口中，然后把嘴巴闭住，一下一下地咀嚼和吞咽。在吃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嘴巴自始至终地闭紧，否则，白色粉状的烟雾会随时喷射出来。不过，现在，这种零食基本绝迹。
比大麦更小众化，是荞麦。
小时候，和湾里的大孩子一起唱过很多童谣。其中，有一首就提到了荞麦。
“荞麦开花紫红血，稻谷开花一片白。”
我记得有一年，湾门前的几片田地，全都种的是荞麦。开花的时候，放眼望去，真的是紫紫红红的一片，就像晚霞簇拥着燃烧着，即使月亮出来了，也不熄灭。
那些日子，关于荞麦的歌谣找到了现实的对应物。
孩子们扯着嗓子唱啊唱啊，把荞麦地越唱越茂盛。
荞麦花很唯美，但荞麦做的粑粑实在难看。黑黑的，粗粗的，吃在口里，滋味涩涩的，实在不愿意吞下去。
恨不得马上吐掉。
但想到能填充肚皮空虚的东西，实在不多，就只好皱着眉头，下定决心。
直到许多年后的今天，荞麦才成为稀罕之物。但关于荞麦开花的歌谣，几乎没有人唱了。
我在想，那么美的句子啊，会失传吗？
匮乏年代，在邱家湾充当粮食的，还有一种叫苕的植物。
苕，也叫红薯。我喜欢后一种叫法，不带歧视和轻蔑。而大多数的人，喜欢叫苕。而且，每次发苕这个音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尾音压到低得不能再低之后，又拐着弯地上扬，似乎要把轻蔑的语气尽量地显现出来。更让我替红薯感到委屈的是，人们动辄就把一个心事太实诚的人称呼为“一个苕”。
种红薯，不必像种小麦那样认真。在田野的边边角角，刨出一块地，然后把发了芽的薯块埋到土里去。
几场阳光以后，绿色的枝叶就长出来了。然后，在泥土的滋养下，红薯的藤蔓逐渐伸展出来，并且越长越长，以致翻过田埂，长的满坡都是。
而那些奇形怪状的红薯，就在黄土里闷头闷脑地长大，直到鼓起身子，把地里的土块拱裂掀翻。
我记得，有一年，在我家的地里挖出了一个五斤多重的大红薯。抱着它，我觉得就像抱着一个沉沉的石头。老老实实的红薯，怎么要这样拼着命地长呢？
或许，越容易生长的东西，越得不到人的珍惜。
红薯，在乡村里的地位十分尴尬。饥荒的年份，红薯几乎就是主粮，但天天吃它的人就是不念红薯的好。一边吃着碗里红薯，一边满心埋怨地飞起一脚，将散放在墙边的红薯踢到暗暗的角落里去。
人在埋怨：天天吃苕，肚子都成气球了，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等到米饭充盈的日子，红薯就成了猪食，被胡乱地倒进猪栏喂了哼哼哈哈的猪。
到了营养过剩的年代，人们终于发现了红薯的好。于是，红薯又被人们刨出来，然后坐上火车，走进城市，成为价格不菲的零食。但红薯，依旧是“苕”，对它，人们吃归吃，蔑视归蔑视。没有谁，愿意把它叫粮食。
在邱家湾，还有一种被称为粮食的植物，叫玉米。玉米，本不是邱家湾土生土长的粮食。二十年前，还看不到它的踪影。
但后来，玉堂哥在自家的菜园旁边种了一小块。高高大大的枝叶，“手榴弹”一样的玉米棒子，马上就吸引了村里人的目光。
更让人好奇的是，一个玉米棒子放在锅里一蒸，就可以拿在手里，牙齿对“牙齿”地啃。这么豪放的吃法，实在诱人。
于是，玉米地多了起来，也大了起来。这些后来的粮食，完全是一派北方人浩荡的作风，来一阵风就粗枝大叶地响，声音很远就可以听见。
不过，麦子毕竟是麦子，稻谷也毕竟是稻谷。
我看见它们，依旧在水田，在旱地，不慌不忙地生长。
麦子，还是那样将麦芒，迎向天空和太阳。
稻谷，还是那样把头深深地垂向田地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