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生在乡间。巴掌大的一个村庄，二十几户人家。村东头咳嗽一声，村西头听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的。不是咳嗽声有多大，而是村子实在小的可怜。谁家喂的几只鸡，谁家养的几只羊，谁家杀了多重的猪，谁家的小伙子出去相亲了，谁家的闺女订婚了，谁家来了亲戚了……这些都不是秘密。村子小虽然不免有点儿闭塞落后，但邻里上下却从未有过吵吵闹闹的事发生，也没有因为鸡零狗碎失了和气。张家的猪偷吃了王家的食，李家的鸡把蛋下在赵家的柴草堆，这些事经常发生，却都能忍让迁就，彼此都能和睦相处相安无事。整个村子，对自己父亲的称呼却惊人的一致。无论老小，不管是什么辈分，都一律叫“大”，我们都认为，这也应该是唯一正确的称呼。大家都这样，习以为常，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再说了，“大”字加一横，就变成了“天”，或者变成了“夫”。那可是每个家庭的“天”，挑起家庭生活的顶梁柱，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对于这个称呼我们是怀有十二分敬畏的！
然而，直到我10岁那年，我们的这个神圣的称呼，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先是从山西浑源县，迁来一户人家，落户在我们村，姓田。他们家有一个年龄和我们仿佛的女孩，人长得很清秀，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高高的鼻梁，薄薄的嘴唇。一笑，还露出两颗“虎牙”。穿的虽然很旧，但很干净。对门红花夹袄，上面缀着“桃疙瘩儿”（一种自己编成的扣子），黑条绒裤子，已经磨得有点儿发白发亮，家做的带把把的黑布鞋（hai，我们读“xie”为“hai”.本地方言读音。),前面还绣着粉红色的带绿叶的花儿。她看上去是那种很随和，让人觉得能够接近的那种孩子。她的名字叫桂花儿。
她们家安顿下来以后，我们就在一块儿玩。没几天，我们就熟悉了。我们一起上山挖野韭菜，上树打榆钱钱，在河溏捞蝌蚪、翻车车。到野地里，寻雀儿窝，拔醋溜溜，摘沙奶奶。唯一让我们不习惯的是，她操着山西浑源口音。这让我们觉得既新鲜又别扭。于是我们时不时地学她的口音，为此，她很不高兴。更让我们不可思议的是，她经常这样说，我“爹”如何如何。我们被她的这种闻所未闻的称呼，搞得一头雾水。起初，我们以为“爹”是她的一个什么东西。后来才听出来，她的我“爹”，和我们的我“大”是一回事。我曾问过我父亲，桂花儿怎么不叫“大”叫“爹”？父亲若无其事地说：“在川底和口里（我们这里对大青山以南的土默川和山西的称呼），有些人家管“大”叫“爹”，也是个乡俗。和咱们叫“大”是一样的。”这是我以前从未听父亲说过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大”也可以叫“爹”。这简直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于是，我们在一块儿玩的时候，有几个调皮的男孩子，经常用手拍着自己的胸脯，动不动就学着她的口音，叫我“爹”，叫我“爹”。还不时地做着鬼脸。弄得她一脸茫然，手足无措。有时竟至于嘤嘤的哭了起来。有那么好几次，她哭着跑回去，向她“爹”告我们的状，说我们欺负她。有好长一段时间，她不和我们一块儿玩了。就一个人在自家的小院子，拾些儿碎的瓷碗瓦片儿，拔些儿花花草草，在那儿假装做各种炒菜。每当我们从他们家门口经过时，她就偷偷地跑过来看我们，然后又怅然若失地慢慢走回去。她是想和我们一块儿玩的，但她又似乎有所顾忌，不敢和我们一块儿玩，怕我们再“欺负”她。我们也忽然觉得她初来乍到，一个人很是孤单，很是同情她，也很可怜她。后来，我们又主动放下架子找她一块儿玩，再也不学她的口音了，搞恶作剧了。和以前不同的是，她尽量不说我“爹”如何如何，而改成我妈如何如何了。在“妈”的称呼上，我们是一样的。逐渐的，她有意地学着我们说话，力求把她的口音改过来，以便更好地和我们相处。一年以后，她的口音完全变了，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只是“爹”这个称呼她一直没有改。我们也渐渐习惯不以为然了。
就在桂花儿迁到我们村的第二年秋天，我们村有一个嫁到县城的姑娘，回娘家住了一个多星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省亲吧。县城离我们村有50多公里。那个年代，在我们的心目中，县城是个大的不得了的地方，听去过县城的大人们说，那里的大街上夏天有卖冰棍儿的，有国营饭店、有澡堂、有旅店、有理发馆、有书店、有很多很多的商店、有各式各样的小吃喝和玩具……随姑娘省亲来的还有她的儿子，这个男孩子比我们小一二岁，但个头明显比我们还猛些儿。皮肤很白净，穿的比我们干净得多，也时尚得多。是有四个带盖兜儿的毛哔叽褂子，白色的确凉衬衫，那是我们这里娶媳妇时也未必能穿得上的上好料子。这又让我们有点自惭形秽，说话也少了对桂花那样的趾高气扬。但我们凑在一块儿玩的时候，他似乎除了穿的比我们时尚，皮肤比我们白净以外，什么也不懂，见了野草叫韭菜，什么小麦呀、莜麦呀、油菜呀，他全认不得，这让我们很是瞧不起他。无形中觉得“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了。他似乎并没有所察觉到我们的不以为然，见了什么都很新鲜。时不时地问我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也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他的口音虽然和我们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似乎又带了一点其它的味道，到底是一种什么味道，我也说不清。那大概是一种县城特有的声音吧。我们极力地去模仿，就是说不出人家那个味儿。这又使我们很自卑，仿佛人家的舌头长得比我们巧。更令我们吃惊的是，他称呼自己的父亲为“爸”，动辄就是我“爸”怎么怎么。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大”除了叫“爹”外，还能叫“爸”。于是我们对他油然而生一种敬意，那种感觉仿佛和童年鲁迅先生听到长妈妈脱掉裤子站在城墙上，能让炮弹失声并无二致。觉得只有城里人才能叫“爸”，凡是能做“爸”的都是公家的人。和我们的“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听他说，他“爸”是个上过抗美援朝战场的老兵，在县城的粮库上班儿，这让我们既羡慕又有点儿嫉妒。当然，他“爸”拄着双拐的情况，他是从不提起的。我当时暗暗发誓，将来一定做“爸”，让自己也变成城里人。
记得有一天，就是叫“爸”的那个城里孩子回他们家的那天。我学着他的口吻，怯生生地叫了我“大”一声“爸”，正在院里栽扫帚的父亲，起先，他大概以为自己听错了，看了我一眼，又继续栽他的扫帚。我又壮着胆子，叫了一声“爸”。父亲先是用眼睛盯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似的。接着，一个大巴掌甩过来，口中还骂道:“忘本儿货，才跟城里的娃娃耍了几天，就‘爸’‘爸’的，不怕闪了你的舌头，那是你叫的。再叫打断你的腿。”我撒腿就跑，真没想到，叫了一声“爸”，惹了这么大的祸。真是祸从“爸”出啊！那情形，似乎叫“爸”就是对父亲的一种不尊重，甚至是亵渎。
从此以后，我无论走到哪里，再没有称过我父亲“爸”。年龄渐长，在某些场合，碍于情面，也为了自己的一点儿虚荣心，直呼我父亲为“我们家老汉”或“我们家老爷子”……现在，我已经做“爸”了，也变成了城里人了，而我的“大”却永远地离我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