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长长舒了一口气的我，终于由下乡知青闪亮变成工人阶级一份子。当时，穿着新发的工作服，洋洋得意走在县城大街上，心里着实感到充满阳光。然而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使我感到身心疲惫，虽进城工作了却并未进入“保险柜”，远不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那样单纯、快乐。从那时开始，我似乎懂得了什么叫“人生”。
首先是参加高考，实力既比不过“老三届”，后来又惨败于在校高中生，好在那时是百里挑一，名落孙山也无所谓。我读高中时就“臭名昭著”偏科，每每是语文考试全年级第一，数学却老是不及格。下放和工作后，因经常在报刊和电台发表“大作”有点名气，于是有关单位便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一时间，主管局、文化局要我，团县委也要我去搞宣传，可调档案一查阅，均因我的身份是“集体”，不符合以工代干“全民”身份的要求，结果我终究被抛弃，以至文化局一位领导埋怨我说：“你怎么进了集体性质的工厂？”不久，公安局招干警，考试除了身体素质的要求之外，只需写一篇作文。单位领导立马为我开了介绍信，认为我肯定能行。可报名时，人事局的人说：“两个条件你符合城镇户口这一条，另一条不行，你不是全民单位的职工。”
“全民”与“集体”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身份问题竟如此重要！当时规定，只有大中专毕业生才可能转干。严酷的现实告诉我，要想跻身“上层建筑”，必须要有“干部”身份的通行证。巧的是，国家适时推行了自学考试制度，于是我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断断续续，前后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最终拿到了安徽师范大学的中文本科毕业证书。紧接着，又被市人事局批准为国家干部。应该说我“万事俱备”，只欠用人单位的“东风”了。这时，一个副县级单位好文的领导“瞄”上了我，说我能写会摄影。可讨论的结果却是，认为我的年龄大了，不宜录用。事后知情人说：那位领导既爱“才”也爱“财”，估计你……当我幡然醒悟时,一切都迟了。现在想来，那时已进入商品时代，我还傻乎乎相信用人应是“任人唯贤”。一气之下，我曾试图去人才市场打拼，可一问基本上需要的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好在二十多年前，“曲线救国”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否则，心强命不强的我，早就被牢牢钉在“四0五0”名单上了。至于本科学历，由于专业不对口，评职称没有发挥作用。
再说说写作的事，当学生时非常羡慕作家，认为那职业神圣，大作家的作品能拯救人，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工作后我不打麻将不“斗地主”，业余时间大都花在写作上，希望在这方面生发“柳暗花明”的奇迹。功夫不负有心人，虽然我先后加入了市、省级作家协会以及中国散文学会，但睁大眼睛一看，摆在我面前的是：生活依旧，我还是我，新老省级作家在咱一个区区小县里呼啦拉多达十几个人。出书,只要你掏钱买书号,即便没有作品“临时抱佛脚”也行。“作家”证书静静躺在抽屉里，作品还需一个字一个字兢兢业业地写，然后糊里糊涂投稿，然后便遥望、痴想，然后希翼听到邮递员“恭喜、恭喜”的吆喝。偶尔来了百十元稿费，还落落大方“请客”，虚荣之心的“火苗”仍然在不安分悄然躁动……
从招工到现今,我摇着一叶扁舟,朝思暮想去那心中的彼岸。可时代变迁太快，不等我松一松手上的“浆”歇息片刻，翻腾的“浪潮”就铺天盖地而来。我想与时俱进，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渴望实现自己的理想，可主客观条件总是欠“火候”。我真得很累，事实上并不是有志者都能演变成“弄潮儿”----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奋斗，我终于悟出：人既要“知不足”，更要“知足长乐”，不能一味“单相思”、“不知足”！高质量生活的前提，是量力而行。现如今，最重要的是利用业余时间力争多写点作品包括披露自己的涉世教训，不奢望流传，只希翼后人不要步我的后尘；要好生保养，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用余生的惬意来弥补我过去的身心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