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诗歌风格
屈原为振兴祖国，捍卫祖国以身殉国而被后人铭记，又 因集楚文化之大成者而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世界文化名人” 。下面为大家分析屈原的诗歌风格，欢迎阅读！
屈原是战国时期有理想有作为的政治家和不屈的政治斗志，终其一生，与楚国的政治兴亡是紧密相联的，他的爱国爱民的伟大人格和用生命血液写成的战斗诗篇，如日经天，永远留在后人心中，一直成为激励鼓舞我们发愤求索勇敢斗争的精神动力！
这些诗篇均产生于当时激荡的政治旋流中，每章每题都透淅了社会现实优劣浮沉，不但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腐朽和黑暗，也真实地反映了以民生疾苦为中心的现实矛盾和自己的理想真情！其代表作《离骚》，是古典文学中仅见的长篇政治抒情诗。诗中以强烈的政治热情，丰富的思维想象，多姿多变的浪漫色彩及抒情与说理相结合，事实与幻想相统一及兴比相参的表现形式，反映他与腐朽贵族之间不可调和的政治斗争，突出表现他进步的观点，热忱的政治观
从“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乎先路”的豪壮抒怀至“众皆竞进以贪婪兮”、“伤灵修之数也。”的现实感受，揭开了他“不平则鸣”的伟大心声！ “叹树蕙滋兰之不济，恨芳草美玉之不彰”至“謇吾法之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表现了他的高贵志行而不为现实所容。只得“长太息而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这是何等痛苦的心情，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只能在逆境中艰苦奋斗，胡知““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令“芷兰变而不香，荃蕙化而为茅”而“国无人莫我知兮”，这种现实环境和身世遭逢是何等的残酷艰维，诗人是何等的忧愤傍徨！…则足以概括屈原爱国爱民，敢于同邪恶势力作斗争，上下求索，积极追求真理的哉斗一生。虽然在当时无法实现其政治理想，只得怀石沉沙，但他精神人格却得到了升华，成为民族的的表率和精神栋梁！几千年来，不知激动鼓舞和鞭策了多少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一一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崇尚情操不怕牺牲。能大胆干预生活，以现实为依托，积极创造未来，以真情作根基。特别是民族危急存亡之秋的高风亮节，这都是从屈原现实主义诗歌中吸取的精神力量！这种上下求索，不屈的战斗精神不但可以“悬日月，助山河”，成为纲持民族的精神砥柱，而且为后世的现实主义诗歌开创了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示范指南和创作方式！
是知真正的现实主义在于以国运兴衰的大事件大气候为背景；以民生民本为主轴的现实社会为依托：以个人的生存环境身世经历等实际生活为中心。以此三者组成的现实主义作品，既可折射时代精神及现实社会的真象，具有社会的共性，又可折射个人身世浮沉与现实的关系，具有真实的个性。国家民族的兴衰，社会政治的优劣与个人的现实生活是血肉相关，谁也无法避免或超然物外的对立统一体。
后世学者对现实主义的论述虽各有春秋，各执已见，但基本精神均不能越此三者而独避蹊径，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现实创作原则，屈原的诗歌之所以光照千古，成为后人的学习典范，成功的闪光点就是这个现实的创作原则，故后人习用而不辍！
如宋玉的《九辨》，刘尚的《九叹》，王逸的《九思》，就是师承《九歌》的仿作。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肖云从的《楚辞图》及司马迁的《史记》等均乃祖法屈原遗风的佳作！李白的《江上行》，杜甫的《最难行》，鲁迅的《座右铭》都是受屈子感染而成的名篇！是以苏轼叹为“吾文终一生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唯屈子一人耳”！实为确论！
是知屈原的政治现实斗争诗《离骚》是后世诗与现实相合，诗人情志与社会现实相呼应的典范！这与孔子提出的”不学诗无以言“酚辞乃交际关键）”，“诗三百授之以政”（政治的实施交流，社交的推进联络均以辞令为先）及兴观群怨的诗观教导是一致的！
人所共知，诗乃心声，发于人之性情。人乃社会成员，处于现实环境之内。凡在此现实生活（政治社会）中的`人们，或独善其身或兼善天下，或孜孜然以求生存，或汲汲然以趋名利，其生活际遇，顺逆浮沉及耳接目触之一切，无一不触及情志灵魂，产生情感反射，发出心声之鸣谁也不能超越，离此气息相关的现实而隐遁！
文人从事的文艺工作，从属上层建筑，为意识形态的宣扬辩证者，又是自上而下教化人及自上而下告诫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理所当然的要服务于政治社会，忠诚于现实人生。我们应讽谕相参，如实纪录社会现实的真象，方药并用，大胆揭示腐朽黑暗的内情，紧密联系实际与时俱进，坚持务实求真，偕世共鸣，这是诗人的天职，谁也不可否认！
杜甫的《三吏》、《三别》、《兵车行》，李白的《行路难》、《奔南书怀》，陶渊明的《停云》、《咏荆轲》，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秋望月》，辛弃疾的《京口北固亭怀古》、《为陈同甫壮行》，陆游的《秋声》、《关山月》等名作，都突出社会政治现实和人世遭逢，都是现实主义诗风景仰和继承者！
近代诗人李汝伦的《红颜泪》，杨青云的《敢问诗人……》也是此类以现实为中心的名作，令人读之共鸣惊叹！——有此社会现实，才有此强烈的呼声，这是事之必然！
《宋史欧阳修传》中有“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黄遵宪也说过：“诗之外有事，诗之内有人。”从这里也可看出，任何作品都离不开政事和人物。政与事是现实的主宰中心，而人与物必须受制于此中心而左右牵连。这是“因事因时”而作的中心基础。不论其人其事其物的吟咏抒怀如何如何，个人情感也离不开这个中心，成为“无为之作”，无益之篇的文字游戏，这岂有社会价值和生命力可言！
屈子在当时若无楚之失政，若不关心国运民生，何有《离骚》问世！若无“安史之乱”的政治动乱，，何有李杜之诗，若无外族侵凌国土沦丧，何有辛陆之词！可见世界上没有完全脱离实际的所谓“纯文艺”，只有以实际为依托的真诗篇！
总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今天仍是中华民族战斗的誓言。在现实社会和生活实际中，上下求索，勇敢地闯出自己的创作之道，不秉命于权，还受制于人，不屈从于钱势，不迷恋于名利，象屈子一样不屈战斗，发展诗词。把诗与现实融入情志之中， 将社会人生与现实真情注入—思维之内，成为“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强音，这是我们应提倡和敦行的创作之道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