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传论》在陶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自来论陶渊明政治态度的人分成极端的两派，一派是认为陶渊明的诗歌表达了“忠愤”之情，陶渊明是晋室的忠实奴仆;一派认为陶渊明超然于当时的政争，“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而李长之则提出一种新的看法：即“虽不忠于晋室，但仍同情” 。也就是说，陶渊明既不超然于尘世，对于晋室又比较冷淡。关于陶渊明的思想态度的评议，向来学者也是分为两派，一派认定陶渊明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一派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完全是道家。李长之则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既有儒家思想，又有道家思想。“儒家思想让他有一种操守，给他的躬耕生活以一种安贫乐道的坚强支持，同时限制了他和农民距离的真正缩短，于是有时表现而为一种没落的地主官僚式的情感;道家思想却使他有一种原始公社式的社会制度理想，再结合着它自身经历的饥寒困苦，便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的一部分痛苦，同时也使他对生死有了明确的看法，使他接近于唯物论思想。他推崇儒家，不排斥道家，后来又结合为一，这就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的思想面目”。而且，李长之认为，无论是陶渊明的政治态度还是思想情感都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发展变化着的。陶渊明“晚年是愈接近于一个农民的生活了。这阶级生活的变动，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的思想情感的变化。这不但表现在他的政治态度上了，也还表现他的思想态度上。”这些观点尽管仍然有商榷的余地，但较之前人，无疑新颖并深入了一层。
《陶渊明传论》不仅观点新颖，立论警辟，而且在研究的方法上也别开生面，蹊径独辟。其切入的角度，立论的线索，往往与众不同。比如，在论述陶渊明的政治立场的时候，他选择了陶渊明的两个重要的先辈陶侃和孟嘉作为论证的切入点。他说：“陶渊明的性格和政治态度，是和他的两位著名的先辈有密切关系的。这倒并不是仅仅由于生理学的或遗传学的看法，如果那样，便未免是太机械唯物论的了。问题是，陶渊明对于这两位先辈，的确有着异乎寻常的崇拜;因为崇拜，就容易受着影响，在事实上，陶渊明的风度，爱好，习惯，我们也都可以在他那两位前辈的专辑里找到鲜明的影子，那么，关于陶渊明的政治态度，也就在他这两先辈的政治态度中可能得到一点线索了，虽然这不是唯一的线索。”这个视角应该说是带有方法上的突破的，因为从现有的陶渊明传记资料和诗歌作品当中论述其政治态度和思想情感，不仅缺乏数量上的充分性，而且由于诗歌意象的丰富和不确定性，千百年来，研究者各持一端，各说各话，很难有所突破。李长之论陶渊明从其两个重要的先辈入手，虽然不是唯一的最佳的路径，毕竟使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