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之间最难相处的莫过于婆媳关系了。
在我的印象中，有位婆婆的身影一直比较清晰。
虽然我们接触不多，而且因搬家缘故早在四年之前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她。然而只要我回想起她，那一头天生的卷发、慈善的面庞和身着蓝底小白碎花衣裤的矮小身影便仿佛在眼前。
我是在楼道里第一次遇到她的，我向上走，迎面遇着她下楼。“刚下班呀。”她用带有浓重外乡口音的普通话跟我打招呼。冷不防的，遇到这样一个亲切而又年长的陌生人，让我有点措手不及。那以后我经常在楼道里和老人碰面。一来二去，我知道她原来就住我家楼下，刚来不久，是特地来给就要临产的儿媳伺候月子的。
半个月后，老人的儿媳在医院顺利生产，是个胖小子。老人欢喜得很，日夜忙里忙外，给儿媳妇炖鸡、熬粥，一次次地往医院跑。还在孙子出生的第三天头上起大早蒸出一锅白白的大馒头，刻意点了红心，以求喜气。她知道儿媳是吃不了馒头的，可这是她家乡的习俗，她如果不蒸好送去，就觉得对不住儿媳。
馒头摆到儿媳眼前，那双眼睛紧紧盯住一颗红心，眉头缩了一缩。老人看出了什么，赶紧说，“点颗红心是为了好看，不用吃的。”随手便揭下了那颗红心。儿媳不置可否，小声念叨了一句，“那东西是含色素的，有毒，吃了要伤身体。”老人嘴里应着，“噢，是呀！是呀！”回到家里，老人把每个馒头上的红心都揭掉了。白净光滑的馒头皮上留下一个个指甲大的疤痕。
儿媳从医院回来后，老人精心地伺候着，这件事谁也没再提起过。
半个月后的一天晌午。老人忙里抽身敲响了我的房门。她并不进屋，站在门口说向我打听个卖口红的地方。说着从裤兜里摸出一支口红给我看。老人说：“这个被我弄坏了。”我打开一看，半支口红被盖子硬挤进管壁里，已经失去了形状。老人是被这口红底座下的旋转机关给难住了。“这是我儿媳妇的，她还不知道，我不想惹她不高兴，打算给她买支新的。”
我说：“这管口红有点贵，跟媳妇说说，还是不要买了吧！她一定还有别的口红可用，又不独缺这一支。”
老人执拗地说：“不行，既然贵就更应该买一支送还给她。我轻易来不了一次两次，来了就毁人家的东西，那下次还怎么登门。”
我就指给她一处商厦的位置。我想老人去了，知道了口红的价格，便会打消买的念头。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在楼下遇到了她的儿媳。女人抱着孩子在享受阳光。我走过去，好奇地探望她怀里的胖小子。又因很多天没遇到过她的婆婆了，便顺嘴问起老人来。
“已经回老家去了。我要留她，她直说不肯，什么家里还有我的公公要她照顾，地里的活也等她去收拾，反正非回去不可。我婆婆头一次出来这么久，想回去的心情也可理解。我受她照顾恢复得也好。”
“走时她没留给你什么吗？”
“给了。孩子满月时，她掏给我五百元钱。还说，等我们能回家乡了，再置办酒席热闹热闹。”
“还有呢？”
“还有？没了呀！”
我想老人应该是没买那支口红，不然儿媳怎么会全然不知呢！
第二天，我在楼下又遇到这抱着孩子的女人，她远远的看见我就迎了过来，好像在等我似的。
“我知道了，这口红是她留给我的。我竟一直没有发觉。她心里竟藏得下这许多的事……”女人像是在说给我听，又像是在说给自己听。
我从女人那里知道，她婆婆就是用这支口红在馒头上点的红心。为了那十几个不得称赞的红心，老人又花去了近百元买了这支口红。一百元，足够她与乡下的老伴一月生活的开销。女人是在收拾房间时无意中摆弄起这支口红才发现其中的奥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