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对于《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意蕴显得尤为喜好。下文试图以辛弃疾词篇创作的时间先后顺序为线索，探讨其对于庄子笔下“大鹏”意蕴的继承与阐发。
一
辛弃疾不仅以其壮声英慨震动当时，而且也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别树一帜，流绪扬波于千秋词林。其词风满腔豪情，以如椽健笔，抚时感事，发风雷之音，抒磊落之怀，与当时很多南宋词人“为云痴月倦之词”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辛弃疾在深入到具体创作时，为了能够在有限的空间舒展出无限的意象，更是使用了丰富的典故，使其词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更上一阶。辛弃疾博学多闻，用典信手拈来,触处生春，经史子集无所不涉。他常在词作中托古讽今，借助历史人物与事件表现自己的苦闷和悲愤。他以文为词，常借典故发表议论，融典议为一体。他用典做到了形式多样，花样翻新，使人目不暇接，在现存的六百余首稼轩词中，几乎篇篇用典。
又据方勇先生《庄子学史》一书考证，在历代词家之中，创作中运用《庄子》典故当属而其中又以典出《逍遥辛弃疾最为广泛[1]，游》《齐物论》《秋水》三篇居多。以邓广铭[2]《稼轩词编年笺注》为底本，笔者发现辛弃疾所用《逍遥游》中的典故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了大鹏这一形象之上。诚然，从单纯的庄子学角度看，辛弃疾所用《庄子》典故这一特色出现得并不突兀，因为在北宋时诸如吕惠卿、王雱、陈景元、李士表等已撰有专门的庄子学著作，而王安石和苏门文人集团又屡屡化用庄子典故，用来表达政见，发抒情感。但在词作方面，能够大量让《庄子》典故中的形象为己所用的还当属辛弃疾，而其中他最喜欢化用的则是庄子所塑造的大鹏形象。
根据《稼轩词编年笺注》一书中词作创作年代的排列可以发现，辛弃疾词中大鹏形象及其相关内容大都出现在了其处江淮两湖、带湖以及瓢泉之时。而这一特点的原因我们从词人的生活年谱中就可以一觅端倪。江淮两湖时的作品起于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迄于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在这十四年间，词人经历了多次由期望变为失望的过程，可谓是人生阅历最为丰富的十几年。这一时期内，辛弃疾笔下的“大鹏”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形态呢?据《稼轩词编年笺注》，在词人所有现存可考编年词作中，首次用到大鹏形象的作品是《满江红》，其中直接化用的便是“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又还向、九重深处，玉阶山立”一句[3]，在这里，辛弃疾并没有把大鹏形象整体搬入词篇，只是取其“翼”一点。“鹏翼”即有垂天之大，更何况鹏之大呢!作者以此来比喻自己的雄心壮志，表明其宏伟之志向可与天争高。而紧随其后的“笑人世，苍然无物”的词句，更是进一步借大鹏看待人类及万物的态度，表达了作者对自己不世之才的充分自信。辛弃疾认为，自己是一个可以扭转当时中原被金人所占，而中土正宗的宋朝廷又偏安南方现况的国家栋梁。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理解是因为据辛弃疾自己的记录，这一篇《满江红》是其在“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又《乾隆扬州志》卷二十八《人物门》载录：“史正志，字志道，绍兴二十一年进士。丞相陈康伯荐于朝，除枢密院编修……高宗视师江上，车驾驻于建康，言三国六朝形势与今日不同，要当无事则都钱塘，有事则幸建康。诏下议，从之。”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篇词当是辛弃疾刚刚“奉表南归”之时所作，而此时的辛弃疾也不过二十有三，正是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