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文坛上，在大陆最广为人知、并为各界欣赏的作家大约只有余光中了。
余先生自谓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第三只手写评论，翻译则是左右手挥洒之间、写作之余的别业。
不论是正业，还是别业，对于文学创作的薪传，余光中的坚贞一向是“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
当年读《乡愁》时，文字里感受到的余先生是位心系祖国的游子，是眷恋母亲的儿子;有着激情四溢、饱满结实的身躯。但见到余先生，才发觉他精瘦如纯粹精魄一缕。但是，仍无改印象里诗文中那才学轩昂、怀抱古今中西的余光中;其实，他无须增肥，就像赘字在好诗里的无地自容。
直白的乡愁
脍炙人口的名篇《乡愁》就像是余先生最直白的名片，每每采访都会把《乡愁》拎起，竟谈了30 几年，余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写《乡愁》很长时间了，我来回大陆三四十次，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写‘乡愁’，哪里还愁呢?来大陆越来越频繁，我更愿意进行纪实创作，将乡愁转一个弯。”
余先生曾借著名诗人雪莱的经历说：“诗名太著，光芒掩盖了论文与译名。”其实，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余先生自己。余先生师承梁实秋，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至今难有人望其项背，而余作为梁的得意门生，在翻译上亦是成就斐然，奈何他的诗名太盛矣。
说到中国这二字在他的心目中是怎样的概念时，余先生回答说：“我心目中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是古人到现在的中国，是从边疆一直到中原的中国，包括海岛，也是各民族合在一起的一个中国。所以我的感性里面的想象，中国或者中华文化是一个奇大无比的圆，圆周无处可寻，圆心无所不在，这个半径是什么，半径就是中文。我希望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个半径拉得更长一点，这个圆就可以画得更大。”
聊起他对两岸和香港以及欧洲的感情，他坦言道：“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如果我是女人的话，我就会说是父亲，这里面有一种奇妙的情愫在里面。我是在南京出生的，25 岁的时候离开了中国，这时中文基础已经相当牢固了，如果我是十二三岁离开的话，我想我对中文的感情，一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我在香港待了10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的时候，有足够的时间来写我的散文和诗歌。假期里还跟太太欧洲诸国驾车自助游，开累了，她就把左脚伸过来，踩油门。母亲自然是永远不会变的，妻子一直在我身边，当然也不会变了。”
与永恒拔河
与余光中同时代的不少诗人已经沉寂，可是余光中手中那支用了一辈子的笔依然神奇。他说，自己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让诗能与永恒拔河，让自己在文字中老得漂亮。
问及余先生认为自己是诗人为先，还是散文、翻译为先时，余先生如是说： “我是先进行诗歌写作，但是我翻译过很多著作，在这个过程中，诗歌散文的创作影响我的翻译，而翻译也反过来影响我的创作。”
余先生还致力于传统艺术的现代普及，和白先勇一样不遗余力，特别是近年在力推《桃花扇》。“所谓的附庸风雅，没有风雅也附庸不了啊，附庸风雅好啊，如果变成附庸野蛮就惨了!”余先生说这句话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喜欢传统艺术，他说自己到大学去做研讨会时，中途会匀出15 分钟来用苏州评弹来读自己的诗歌，竟然赢得了很多年轻大学生的喝彩。
谈及徐志摩，余光中说，那是他最欣赏的当代中文诗人，饶有兴致地背诵起了《偶然》，并逐句分析了徐志摩将英文语法为中文所用，让诗句呈现了别样的魅力。余光中说，徐志摩用的是善性西话，不破坏中文音韵之美的高人。“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这样的句子都是受英文文法的启示，中文里，原本是没有这种表达方式的。”余光中说，中国人的耳朵经过千年平仄声调的宠惯，是全世界最敏感的，什么是好的诗文，读出来听一听就知道了，用“仄”调来表示比较重的语气，用“平”调表示温柔的语气。有幸听到其本人的中英文朗诵，英国诗人Thomas N. 的《SPRING》，和他自己的诗作《民歌》，气韵充沛，吐字清晰，丝毫不像年逾古稀之人。
说到金庸，余光中的回答却有所保留，耐人寻味： “这个问题不要牵连我，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看过金庸的书，可是没有看完。关于金庸的小说，历来就是有争议的，有人说他是经典文学，也有人说那只是通俗小说。但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当年也只是通俗小说，但百年、千年过后，位列中文的四大名著。我只想说，什么是真正的经典，只有等时光老人来证明了。”
语言比帝国更长久
余先生曾自谓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第三只手写评论，翻译则是左右手挥洒之间、写作之余的别业。不论是正业，还是别业，对于文学创作的薪传，余光中的坚贞一向是“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
在写作逐渐沦为商业活动的今天，我们的周围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消遣文学、情色文学的盛行，威胁着纯文学的空间。作为坚守着纯文学阵地已逾半个世纪的余光中，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他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
现在的中文发展余先生秉忧重重，他说中文不仅在语言表达上受了别种语言的干扰，开始变得不纯粹;在题材上，也越来越“美国化”：“现在国际交流频繁，任何一个伟大的语系想保持Purity( 纯粹，清纯)都是不可能的，汉语在历史上因为朝代变更受过蒙古语和满族语的影响，现在被英文影响极大，很多文法采用英文的思路，显得不伦不类。”余光中还举了很多例子，包括台湾媒体报道他“被学生们建议到杜鹃花盛开的台大校园”，他说， “被动明显是个英文文法，中国人不会这么说话。”
“《红楼梦》是中国的名著之一，为什么要加之一呢，这是英文的逻辑，却不是中文的用法。除非是这样一种情况，你对心爱的女孩说，你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女孩，然后旁边又来了一个更美丽的，你不得不加‘之一’。”
“语言是比帝国更长久的东西。”他说：“曾经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现在日已落;可他们的语言却在全世界范围通用。说汉语的人有13 亿多，并且现在据说有7000 多万的老外也在学中文。
和中文比起来，英文算是后起之秀，1066 年的英文还有着青春痘，可是同一时代，中国的北宋，已经出现了像苏轼这样的大家。自五四以后，大家越来越多地使用白话文，有人担心文言会不会从中文中消失。我觉得，文言是不会消失的，中文文言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古语都有生命力。拉丁文现在在意大利日常也不会用了，优美的古英文也只存在于一些诗歌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了，但是中文文言以成语的形式流传至今，显示了生命力。我对我的中文系研究生们说‘入此门者，莫存幸念’。”
然而，说起全球化，余光中这样说道： “现在有这样一个趋势，在文化上，我们受美国文化商业化的影响，像以女性、殖民地、同志为题材的属于少数人的小说，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popularculture(大众文化)开始走经典化的路。”
白以为常，文以应变
余先生特别讲到了中文的简洁之美。他说：“我在美国讲古典文学，一首贾岛的《寻隐者不遇》短短20个字，但是20个英文单词是绝对翻译不了的。”
余先生承认，熟练应用母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余先生为自己的写作定下了规矩： “白以为常，文以应变，俚以求真，西以求新。”针对有人说用成语是思想懒惰的表现，余先生反驳说，其实我们写作、讲话都离不开成语。“地久天长”、“千山万水”、“争先恐后”，简简单单四个字却表达出无限丰富的含义，而且平仄协调，尽显中文简洁、对仗、铿锵之美。
只有真正认识到中文之美，并对民族的历史心存温情和景仰，才会自觉地从其中汲取无穷的养分，“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岛，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
……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叹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
他把翻译比作是一门艺术，没有什么法典来遵循，“我自己概括出来的方法是‘白以为常，文以应变。’就是说，主要是用白话文来翻译，但必要时候，需要用一些文言来辅助表达。严复的‘信、达、雅’提出后就成了翻译界的‘紧箍’，箍得翻译的人个个头大。对于一个‘雅’的理解众说纷纭。我自己从来没有看着什么准则搞翻译，翻译得多了，一切由经验来印证。我觉得翻译家首先需要成为一个风格家，才能应付不同风格体裁的作品。”
余光中虽然是个优秀的翻译家，有着极高的英文造诣，并多次受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国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但他对中文的偏爱仍溢于言表， “中文是一种有弹性的语言，她是崇尚‘美感第一，逻辑第二’的。相形之下，英文就有一些看不开了，名词到哪里都要加‘一个、一只，这个、那只’的冠词。而中文的诗歌，用最少的词表达最多的内容，这是英文的十四行诗所望尘莫及的。”
采访结束，当笔者拿出笔请余先生题词时，他却欣然地从自己的怀中掏出一只水笔;他的字刚中带柔，正统清晰，字如其人。余先生笑言，作为一个文人，无论走到哪里，笔永远当是应当随身携带的;而写的每一个字也应该是由心而发，不逾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