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老师——王廷英大爷于今年清明后不久去逝了。我回想起王老师从前教我们时的音容笑貌，不知不觉中生发出深深的思念之情，总想拿起笔写出来，以表达我的哀思。
王老师和我们同一个村子，而且是同姓。按辈份我应称呼其为大伯，但我们这里把大伯呼作大爷。在我入学前并没有见过，因为他那时是公办教师，家里没有自留地，一直住在学校。学校离我们村不足二里路。两排房子，多是草房。那时王老师住着两小间草房，当门一间隔作南北两半，近门靠西墙是泥巴垒的灶台，靠东墙则放着一张案板；而那北面的半间大约是其儿子的卧室。里面一间是王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听大人说，师母早年去世，留下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已送亲戚；小的是男孩儿正在上学。
我应该是71年初入学。刚过正月十五，春寒料峭。我穿着一件红色洒花小大衣，和同村的孩子一起，随着一位家长去报名了。出村向南约一里地，翻过一道水湾沟，再走上半里多路，就到学校了。我们走过学校围墙东侧一棵异常高大的柳树下，来到了校园南面的正门。
同来的家长领着我们去报名了。其时我是第一次见到王廷英大爷，他那时大约四十岁，坐在那里，偏梳的头发，围着一条浅灰色的围巾。人很高大。一边鬓角之下，有一块很显眼的疮疤。他的门牙挺长，见到人总是一副和善微笑的样子。那位家长和王老师说着话，一一给我们报了名。
从此我便跟随王老师上学了。那时学生的学名皆由老师来起的，这样，一位语文老师就要为几十个学生起名字。开学前几天，老师是要一一点名的，这样便于老师把名字与学生对上号。可是一连几天，王老师也没有为我取好名儿。直到一周后，他才为我选定了现在的名字。可想那时他是很费了一番脑筋的。
那时的学生是没有课桌的，学生趴在木板上。那木板约半寸厚，两头钉上小木条作横梁，以防裂开。两端用泥墩支起，人若坐在木板中间竟可一颠一颠地上下簸动，甚是好玩。这木板叫号板。那时我们趴的是较短的一种，排在两边，中间是走道。每一张号板趴四人或五人。
王老师是教语文的。当清脆的上课铃声响起，王老师便一手端着木制方形粉笔盒，一手拿着课本和教鞭走来了。当走近教室时他就会紧走几步蹬上讲台，步伐矫健有力，显得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他把教具放下，然后面向黑板上方的毛主席画像站定，口里严肃而大声地说：“起立！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说着自已深深地鞠上一躬，我们也跟着弯腰鞠躬。然后坐下开始学习。
我记忆最清的是王老师教我们汉语拼音。他把字母工工整整地写在黑板上，然后用教鞭指着一遍又一遍地领读。他的声音柔缓而洪亮，那样专注，脸上完全没有了平日的微笑。我们背着小手，挺直地坐着，一遍遍地齐声跟读。
王老师是四乡公认的好老师，他的态度是那样和蔼，面容是那样慈祥，对学生是那样关心。在那时，我们写作业用的铅笔都是由王老师削好的。每次写字前，他把事先削好的铅笔一一发给我们，下课时再一一收回；他利用课余时间一支支地为我们削好，下次再发。就这样他每天都要花上好长时间为我们削笔。
那一年的冬天，下了大雪，天气非常寒冷。有一次，临上学时，父亲告诉我放学时他来学校接我，于是到中午放学时，我就真的在教室里等父亲了。王老师看到我和一个学生没有走，就把我们领到他的家里，说天气冷，做面条给我们吃。他放下手里的教具，马上挽起袖子开始和面了——和了挺大的一块面。和好后就用擀杖擀了起来。他本来身材高大，案板又矮，所以他擀面时必须深深地弯下腰去。他先把面团擀成面饼，再一次次地把面饼卷在擀杖上，滚动，展开，然后再卷起，再滚动，再展开，就这样在一次次地重复中面皮越来越大，最后覆盖了整个案板。这时他才直了直腰，露出了一脸的轻松。
恰在此时，我的父亲来到学校接我了。王老师执意要我住下，说：“你看我擀这么多面条，我自己一个人几天才能吃完？”但父亲不愿叨扰王老师，硬是把我带走了。
现在王老师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我们师生共处的那些日子却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