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刚过，妻便下岗了。她不甘心，说要拿着会计师证去侍奉个体老板。我劝其算了，哥们安排你的事，在生活区开家小书店。没指望她挣什么钱，不闹病就阿弥陀佛了。我提醒她，此地约居民两万，搞精神文明的唯你一家。但要留点儿心：倘若一旦发现馒头卖不动了，你可以考虑撤退。
一晃十年过去，妻前日苦述，每天五份《晚报》还要剩两份，小区有人称“现在没几个认识字的了”。
双休日，索性背手到市区去“检查”一下文化市场，看看抓文化的头头是否都睡着了。听说欧洲发达国家平均百人就有一个书亭，我两百二十二万的城市岂能没有读书人？
市中心“新华书店”的牌子还在，证实了我的判断，只是较印象老了一些。推门进去，傻了——面目皆非，“全是卖音像和化妆品的'。”到二楼再瞧，清一色的运动装及体育用品。还行，三楼三四个接近退休的老面孔尚在，憔悴地坚守着残存的百余平售书的地方。其中一老妹有气无力地对我坦言，书店连年亏损，上边倒挂不起，他们很早就不经营其他书籍了，眼下主要负责一年两次的教材发行，如果没此一块垄断，他们早回家了。曾几何时，新华书店是我心中的圣店，是青年时期知识的源泉。尤其在“全民皆学”的年代，它的社科和文学单元，我是每周必访的。有些指定或急需的数目，常常要委托书店代订代邮。那时的书店，求知者你来我往，擦肩接踵，拎的扛的全是书，远比大超市繁荣。店员们统一着装，面带微笑，朝气蓬勃，手忙脚乱，甚至中午都顾不上吃饭。
别了新华书店，踩着向下的台阶，我弯腰进了地下个体图书市场。书本神圣，就连列宁都说“书是不能够枕的”，为何转入“地下”？
潮气扑面而来，摊床异口同声“你想要什么书？”再看摊上的书籍，家家拥挤，东倒西歪，自然、社科、教参教辅鱼目混杂，几乎千人一面。购书人稀稀拉拉，只有少数小学生扯着家长掏钱，也有个别店主依着摊角放出鼾声的。驻足一家摊床，我与业主聊：“为何不特色经营？比如专卖外文、或文学或人物传记。”业主苦笑说：“大哥像文化人，现在混着卖都不好使，专卖就更没戏了。”她抱怨：“人现在多实际呀，抓钱才是更道理，除了学生还有几个看书的。”听罢此言，心中好不郁闷：“国力靠经济，经济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不学无术，教育个老狗屁！现人何时变得如此短视！”不过想想北京、沈阳、大连的书城远不是这个样子，希望犹存。
离开地下，乘车来到“北方图书城”。心想，这书城着实够规模，四层大楼美超新华当年的风景。出门有扫描，查书靠荧屏，还可加盟办会员证。但估计该不是国家经营。
店虽气派，而店内冷清，个别考公务员的青年在寻参考书，也有戴着花镜的中年人席地抄书的，不晓搞什么研究。信步来到“儿童专区”，售书女孩儿笑容可掬，将四册一盒的精装读物向我推荐。我拿着样书翻翻，每册铜版彩印，约有六毫米薄厚，内容上多是“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等浅显的诗词。问何价？女孩儿告之：“本店概不讲价，每套六百二十八”。我毫无表情。也难怪，听说上好幼儿园比读大学还贵，看来启蒙教育能拍死年轻的父母！
走出书城，我毅然跨进288号福彩站，拿出百元面钞精选一注复式“双色球”。我祈望上苍赐我一双慧眼吧，赐我大奖千万，因为我要为求知者开一家理想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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